我的大伯张学良
编注：张闾实，张作霖第六子张学浚之子，张学良之侄。
大伯竟是张学良
1948年，我父亲带着家人离开天津，先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一年，父母觉得不太适应台湾的环境，第二年便去了香港。在香港待了约有七年，又去了澳门。在澳门待的时间长些，有十几年，我就是在澳门出生的。我们在澳门生活得很安逸。父亲一直用张崇义与张尧卿的名字出外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张学良的六弟。直到1967年有人来到我们在澳门的家中喊他“六爷”，我们才决定回台湾。
那时，大陆的“运动”波及澳门，澳门的局势也越来越坏，我们终于在夏天的一个午夜，去了台湾。在台湾的新家，客厅里挂起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个老人身着军装拿着一把指挥刀，两边站着的两个小孩也身着军服。母亲告诉我中间的老人是爷爷，爷爷右边是爸爸，左边是五伯父张学森。但那时我并不知道爷爷就是张作霖，也不知道张作霖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我将要去见的人就是大伯张学良。
隐藏身世和身份是父母一直坚守的原则，我们家的孩子也都是在这样的保护下长大的。
与大伯第一次见面是在那年的圣诞节。那天，两台美制轿车来接我们全家。车开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大伯家。
在大伯家的门外，我们被警卫验证身份达二十多分钟。进了大伯家，见到三四个佣人在照顾他。大伯很老，胖胖的，头发很少，戴着眼镜，看上去比我爸爸大很多。大伯母赵一荻也在。我父亲只要我喊他们“大爷大妈”。当时大伯说一口浓郁的家乡话，嗓音洪亮，现在知道是东北台安口音，他出生在那里。
父亲事先告诫过我，到了大伯家不要乱问问题，也不要乱说话。因为当时屋内到处是监视和录音设备。因此我们也不多话。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我认识了大伯。当时，我只有五六岁。
这一年，分别居住在澳门、香港、台湾的张氏族人第一次在台湾团聚了。自1936年起，三十年来张氏家族的成员一直各奔东西，这次因为父亲决定返回台湾定居而有了这样的团聚。全家族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年三十晚上的团聚。虽然那时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但过年的欢乐已把那种气氛冲淡了不少。
大伯非常高兴，因为他看到张家的“闾”字辈终于有男孩在台湾了；两位祖母更是开心，一见面就给了大红包，大伯也急忙从棉袄中拿出红包发给我们小辈，还嘱咐我们记得交给母亲帮我们收好，免得一会儿在花园玩时掉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从大伯父那儿领到红包。
这红包一领就是二十年，虽然每年都是两百元，但那印着金色的“张”字的红包袋，拿回学校时都会引起同学的注目。
从那时起，我们便常常去看大伯，但每次去看他，他都在山上的家中。当时以为是他年纪大了不想下山，而根本不知道他是被软禁着。
从此我们便和大伯一起生活在台湾，直到三十年之后，大伯离开台湾。
陪被软禁的大伯过新年
小时候我对我们家族的历史一无所知，大人们也讳莫如深，绝少谈及。
我了解的大伯，是个普通老头，住在那个被宪兵围绕的地方。他养名贵的锦鲤和兰花，还有两三百只鹦鹉。鸟飞的时候很壮观，而他只在花园里看着。这个老头还喜欢钓鱼、射箭、看书。他从来不骂我们，也没打过我们，甚至我偷了他的锦鲤，打烂他心爱的兰花，把他的鸟放走，他也不生气。他永远待在山上，而我们可以在他的花园里面尽情地玩耍，但离开这里，整个世界便与他无关了。
我虽然从小被大人告诫要少问关于大伯的事情，但我始终好奇。有一次我和小朋友打架，打到头破血流，回家被奶奶训斥：“要打，就像爷爷一样打出一个天下来！”这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起家里客厅墙上的那张照片，隐隐觉得我们家和大伯跟那张照片上中间的那个人有关。
那时台湾对西安事变的那段历史很忌讳。学校里的历史课上，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一段。但家人之间的交谈，常常在只言片语中带出来。我自己慢慢梳理，但仍是一知半解。
我念初中的时候，历史课上又提到了这一段，但书中写得很简短，让我很疑惑，终于忍不住问了父亲。
我父亲是张学良的六弟，抗日期间一直做国军的情报工作，接触到各党派系的情报组织，对于大伯的事很了解。
听了父亲的讲解，我才真正认识了我的大伯，知道经常在花园里陪我们玩的这个人就是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也知道了照片上中间的那个人是我的爷爷张作霖。
但大伯从不提起西安事变，也不看电视。那时我想，大概他觉得他是不自由的，所以电视里的自由世界与他无关。
我在银行工作时，节假日常与大客户们打高尔夫，甚至到国外打。在和大伯聊这些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三十二岁前高尔夫已可打到八十杆了，同时网球、足球他也都是高手。有一次他与英国使节打网球，他说自己打得不好，但结果赢了人家。老外有点生气，说他骗人。他笑着对那老外说：那是中国人的客套，你没听懂。
听大伯聊这些，我渐渐明白，我的大伯，是真的失去了他原来的整个世界。
大伯被软禁五十多年，我们每年都陪他过新年。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台湾人已可出境旅游了。每次我们从国外回来，都把那个国家的纪念银币带一枚送给大伯，并告诉他那个国家当前的状况。听完后，大伯会讲他年轻时在那些国家的经历，大家就以此来当做过年话题，讨论一番。转眼十年，我们送了大伯三十多个国家的银币。 90年代大伯出国时将我们所送的银币归还给我们，说他不会回台湾了，希望我们把这些当做与他相处的纪念。同时他还送我们张家男孩一人一只1931年的老手表。
大伯改信了基督教
大伯原来一直信奉佛教，直到1950年。
大伯在台湾被软禁期间，宋美龄曾多次去探望，并赠与他一本英文的《圣经》。大伯在苦闷烦躁中开始阅读并翻译，大伯母赵一荻也同时投入经文阅读中。从此，两个人的精神重心全都放在了这本英文的《圣经》上。蒋介石发现后鼓励他们两人信奉基督教，并邀请他们周日一起去教堂聚会，希望借此他能撰写悔悟书。结果是大伯信了基督，但仍不愿撰写悔悟书，最终由别人代笔给了蒋介石才平息此事。
宗教让大伯什么都不再计较。那时他常说，1936年后，少帅张学良就死了，一切的往事都交给上帝基督去安排吧。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他甚至还动过当牧师的念头。他早上起得很早，晚上睡得也早，我们去探望他时，晚上8点一过就让我们回家，因为他要休息了。下午他时常困了就睡，他说只要心中什么都不想了，觉也会睡得特别好。
但大伯从不强迫我们信仰基督，他认为只有自己知道何时需要一个宗教来解放自己。大伯的骨子里有着爷爷崇拜关公的义气。他晚年时告知我东北军加入国民党后仍领着当年东北奉军的薪俸，一切仍由张家支付，并没有对不起国民党。大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中国人再自相残杀，这是大伯在二十八岁时就有的思想，而这和宗教的教义不谋而合。
大伯在美国生活得很无奈
蒋经国去世后，大伯在台湾及金门可以自由走动，但仍有一小组人员随身跟从。此时大伯对外界事务充满好奇，但他发现自己已经与世界脱节了。他把台湾从北到南走了一遍，却听不懂任何台湾话。而大陆也渐渐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他觉得自己回到大陆已不能再改变什么，加上五伯父张学森一家人居住在美国，可以就近照顾他，便提出前往美国。台湾方面很快就批准了。
大伯很快融入美国华人社会中，聚餐旅游打牌是他九十岁后的生活。他的身体状况变差后便与大伯母以轮椅逛海滩来打发时间。
2001年，美国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之后不久，10月14日晚上，大伯离开了人世。
当时我正在泰国工作，美国的“9·11”事件使我的生意一落千丈，公司不得不宣布解散，而我需要时间来善后。最终我不得不决定放弃参加大伯在夏威夷的葬礼，而由大哥与大姊陪同母亲前往参加。
大伯离开台湾去美国定居时，在台湾的所有资产都由五伯父的家人变卖后带到了夏威夷。其实大伯在台湾时，许多亲戚为了家产已经闹得很不愉快。我母亲交代我们家的这一支张家属系不参与分家的纷争。大伯知道我们没参与其中，想按照家族辈分来平均分配，这引起了想分家的亲戚的极力反对，他们争论不休。大伯很生气，决定不再讨论此事。但事情一直到美国也没停止过，仍有许多远房的亲戚不断问起此事。大伯和大伯母都觉得很无奈。大伯母打电话回来时，说着说着，就想起在台北生活的点滴，觉得在台北时还是跟我们家相处得最好，而他们在夏威夷的许多不愉快却一字没说。但我却能感觉到她的无奈。
2000年，大伯母去世了。大伯慢慢变得很少说话，似乎只在等待最后的岁月流逝。他的身体迅速老化，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有痴呆迹象。他对很多访客已不再接见了，对家中的亲戚也已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谁了。但家族财产纷争仍未结束，大伯去世后，在医院上演了遗体争夺事件，直至出动了美国警察才将此事平息。这些令人伤心的事情都是在葬礼后我们才知道的。
大伯走过了一个世纪，但事实上欢乐在他三十六岁前就已经结束了。
本文选自《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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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听亲历者讲述令人销魂的历史细节。新锐小帅哥天均子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