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梁启超幼子梁思礼逝世

梁思礼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梁思礼，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梁思礼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孩子各个成才，除了梁思礼外，还走出了梁思成和梁思永两位院士。一个家庭，能出一位教授已是不易；能出一位院士，更是无上光荣。而梁家却出现过一个家庭培养出三位院士的特例。

育子有方梁启超

梁家子女成器，背后少不了梁启超的影响。对于治学，相对于成功与否，梁启超更看重的是治学的态度。在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他写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梁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梁思成曾表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梁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认为，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其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和孩子们在一起

精忠报国梁思礼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4岁多。但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一生。梁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1941年，梁思礼来到美国，然而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他因此和家里失去了联系，经济来源也因此断了。此后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

1935年，小学毕业的梁思礼

打工之余，他将所有时间投入到了学习中。在美国求学期间，梁思礼主修电机工程专业，之后又学了自动控制专业，并先后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9月，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的梁思礼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归心似箭地回到了那片他日思夜想的故土，参加新中国建设。

不过，回国创业的道路充满坎坷。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留给梁思礼的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发射后没多久，导弹就不听使唤地掉在了当时距离我们300米的地方。”试验虽然失败了，梁思礼却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后的两年时间，梁思礼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度过的。在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东风二号导弹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

回顾梁思礼的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子，“名门之后”并非人们看上去那样光鲜体面。近些年，这个当年的“老白鼻”目睹兄姐们一个个离开，渐渐成为家族中的最年长者。可他的乐观豁达没有改变，行动依然敏捷，思维依然清晰，毫无耄耋之象。这一切归功于父亲对他的趣味教育。

父亲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嘱咐孩子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思成思忆说：“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通过热烈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梁启超曾经特别希望女儿思庄在生物领域有所成就，但后来得知她喜爱图书馆学，依然热情地支持她。

梁思礼经常听兄姐提起父亲的教诲：“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接受了趣味教育的梁思礼爱好广泛。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在美国求学时，年轻的梁思礼曾经当过游泳救生员，当年的他横渡颐和园的昆明湖不在话下。耄耋之年的他依然酷爱游泳，并发明了“水母式”泳姿——长时间漂在水面上。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

工作上退居二线后，梁思礼迷上了网上象棋室。家人怕他面对计算机久坐，有害健康，经常提醒。梁思礼嘴上念叨着“不下了，不下了”，却仍然下了一盘又一盘。

此外，他对篮球也很痴迷，现在只要有NBA的球赛，他总要挤出时间收看。他是姚明的铁杆粉丝，对乔丹、奥尼尔等球星的名字如数家珍。继承了父亲的心态，让梁思礼穿越逆境，乐观生活，获取成功。他也以同样的心态和方法教育自己的子女。

建筑宗师梁思成

梁家几位子女中，最著名的当属梁思成。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由于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上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来，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他还曾被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梁思成

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

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梁思成评价颇高：“二战”中，梁思成因为车祸后遗症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其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争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更是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拼命三郎梁思永

相对于梁思成，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显得不那么为公众所熟悉。但他却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还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外，他还留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这样的经典传世。

梁思永选择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启超影响。很多外国人当年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

梁思永

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梁思永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在他的女儿梁柏有眼中，父亲就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就算是在患病后，也依然那么拼命。梁思永经常挽着裤腿下水工作，脑力和体力消耗都非常大。他在野外工作时时常连续泡在水中长达几小时，随便啃点馒头喝几口凉水就当正餐。

1932年春天，梁思永在野外工作时患病，当时没有及时治疗，仍坚持工作，直到后来发起高烧，住进了协和医院，才知道已转成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的胸部抽出四瓶水，颜色像啤酒一样。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基本上只能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把每天要做的事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却丝毫不耽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在梁柏有看来，梁思永年仅49岁就去世，其实就是积劳成疾。

（来源：中国科学报、女人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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