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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第374期:谁策划了戴笠之死

2016-04-27 北平老赵 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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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附近江宁县的岱山上空在雷雨之后依然阴云密布,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飞机引擎声,一架飞机进入村民的视线。突然,飞机向不远处的马鞍山撞去,一声巨响,飞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两天后,匆忙赶来的军统人员来到现场。确认这架坠毁的飞机正是失踪的军统头领戴笠乘坐的专机,遇难者包括戴笠及随行者共13人。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曾执掌国民党军统局,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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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章士钊的这幅挽联反映了人们对这个“旷世奇才、时代英豪”以及“混世魔王、政治杀手”的认识反差。戴笠死后,蒋介石感慨:“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使汝绩;奇衲从天隆风云变幻痛予心。”后来还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周恩来曾说:“戴笠之死,我们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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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怀疑是蒋介石策划了这次致戴笠于死地的空难。戴笠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曾哀叹:“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虽然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对戴笠一向也很信任,但戴笠的势力发展太大,何况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免引发蒋的疑忌。而且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一致把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焦点集中到取缔特务组织上,戴笠成为众矢之的。国共谈判签的《双十协定》里就有一条:解散军统。所以,之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而中统叫党务局。蒋介石为应付舆论自保,公开承诺要让军统、中统成为历史。但空难调查的结论为纯属空难,非人为原因。军统的沈醉是调查组人员,他据所掌握的情报回忆,认为的确是一场空难。



戴笠和蒋介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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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时,戴笠与宋美龄二人来到了西安,冒死去解救蒋介石。戴笠一到西安就被张学良囚禁到了地下室。在被关押期间,张学良曾亲访戴笠,给他看了一份其部下数十人签名要求杀戴笠以绝后患的报告。戴笠看完付之一笑。戴笠当时写了一封遗书,遗书有这些字样:“来此殉难,我所愿也,然未能见到领袖,死有不甘。”这封遗书是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一个明证。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不光侦查情报,还为蒋介石从事大量清除异己的暗杀活动。这些暗杀中确实有针对汉奸这些民族败类的,但是也有相当多是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



戴笠与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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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戴笠隐瞒真相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总能戳穿骗局。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蒋介石与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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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全面抗日战争。淞沪会战前,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人的震撼很大,后来成了军统抗日的经典创见。据军统少将沈醉回忆,抗日战争中军统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之多,而当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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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政府虽然领导全国抗战,但却一直没有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12月9日,才追随美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华民国政府在宣战公告中这样说:“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中日双方在此之前互相都没有正式宣战,原因可能是双方对和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抱有过幻想,不宣战是为了有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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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1932年4月26日,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发布对日宣战通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在此之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于瑞金,改名为瑞京。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定《国际歌》为国歌,并发行苏维埃币。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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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对外继续沿用“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于是在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的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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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文化部长的作家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缚鸡,心多波澜,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气接大荒,可爱,可笑,可悲,可叹,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鼓与呼,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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