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1958年
在陈寅恪一生中，1958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年代之一。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教学、科研与心理有何重大影响?本文勾稽当时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厚今薄古 边学边干”长篇讲话的摘要，透露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中，公开表态支持陈伯达的报告，“……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报告，一个通知。”毛泽东又以轻蔑的口气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为了贯彻最高指示的精神，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来自延安的史学家范文澜的大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陈伯达的讲话和范文澜的文章，传达出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厚今薄古，占领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学术部门，压倒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会有用，否则就是一无是处、一无用处的“狗屁”。这预兆着在史学及其它学术研究领域，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要做“党喇叭”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会了毛泽东讲话的意图，闻风而动，身先士卒，带头发起对陈寅恪的批判。在1958年5月16日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信中，传达出所谓“厚今薄古”，是毛泽东的意见，并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要人们不要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扬言“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的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同时，他当仁不让，表示这些话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他也敢说。远在杭州的夏承焘得到内部消息，“得文学研究所寄跃进规划，以王国维、陈寅恪为批判重点。”他所在的大学领导作报告：“今年须批判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五人。”如此看来，陈氏就是这次大批判的箭靶子之一。 对他的批判，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围攻。
此时全国大学的校园，几乎都成为大字报的海洋，中山大学也不例外。各单位所召开的批判会就更频繁了。学生们贴出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之类火药味很浓的大字报举目皆是。弄得反右运动以来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靶子。在康乐园开展的一个接一个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哗哗不断的大风雨，几乎没有一个老教授，能不经受风吹雨打的折腾。
学生们给陈寅恪贴的大字报不少。他们连陈所写的论著和文章都没有读懂，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就摭拾起时髦的词句，搬弄流行的观点，无限上纲，给他扣上诸如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拒绝思想改造的“老古董”，或者“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多顶大帽子，进行人身攻击。
当时，人民出版社奉上级指示，从北大、北师大、南开、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历史系所贴出的数万张大字报中，精选出近百份大字报结集出版，给我们留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中大历史系两份揭批陈寅恪的大字报，颇讲究“斗争艺术”，格外引人注目。
一份是以批判孔子出名的中国思想史教授、系主任杨荣国等人署名的《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缺点》。这份大字报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陈寅恪，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陈寅恪。另一份《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寅恪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在众多揭批陈氏的大字报中，这是揭批最狠、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这份大字报把学术观点与所谓政治观点混为一谈，颠倒黑白、硬把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胡批一通，以达到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的目的。比如陈氏在讲课中谈到，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关系，汉族与外族的关系亦是文化输入的关系。
大字报作者自知功底太浅，不敢正面交锋，却扯出政治的大旗，批判陈氏根本没有提到政治关系，更谈不到经济关系。又如大字报作者批判他的“唐朝道教兴盛论”，大概执笔者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批来批去批不出个名堂，无法下台，便讽刺挖苦陈氏对道教在唐朝兴盛原因的分析，“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这种分析，竟出自于‘大史学家’陈先生之口，是浪费我们的青春。”这几句罔顾事实的话语，深深刺痛了陈氏的心。也许大字报作者也感到理亏气虚，做得太过分了，收入集子时竟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是两本大字报集中唯一没有署名的大字报。
周一良
大批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师道尊严的美德，遭受亘古未有的践踏。陈寅恪觉得，这些大字报真是以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自己无法看大字报，便叫唐筼每天出门去抄，回来以后再唸给他听。陈寅恪及其家人，对这种抛档案材料、揭老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字报非常反感;更为一些知识分子对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不做抗辩，反倒逆来顺受、屈辱认错而感到痛心。他不能容忍对传统道德的破坏，尤其不能容忍对自己的恶毒谩骂。有一天，深为了解他宁折不弯性格的唐筼，看到大字报中有“这样的作法(指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的字句，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当即表示出莫大的愤慨，敢于跑到办公室去向领导和“革命群众”直面提出抗议，维护了陈寅恪的人格尊严。
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深知要批倒陈寅恪，谈何容易，便四处物色操刀捉笔者。因此，陈寅恪的友人及学生，便面临着参不参加批陈闹剧的艰难抉择。中大的刘节、梁方仲、吴宏聪、高华年、赵仲邑、蒋湘泽等中文、历史系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不但没有贴陈寅恪的大字报，而且还关注着他的处境。中国经济史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不顾自己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公开劝说过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不要跟风起哄。他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这句话，日后在中大校园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吴宏聪教授还愤愤地对作者说：“那时我常去校园看大字报。揭发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都是些琐屑小事，无限上纲。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读书太少，在学术上根本没有资格、也批不到陈寅恪，简直胡闹。”
陈寅恪在外地的大多数友人和学生，顶着压力，不落井下石。在笔者过眼的批陈文章中，尚未发现与他交往甚深的重量级学人来凑热闹。他的大多数学生，如季羡林、吴晗、夏鼐等，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批判别的学人，但要真正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却不忍下手。与陈氏教过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对“批陈”持不合作的保留态度，选择了沉默以对的方式，没有卖师求荣、或者表态与乃师划清界限。季羡林可算是这类学生的代表。他虽然承认“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但他的另一些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新信仰——马列主义。新的信仰，使他们把时髦的理论“驯服工具论”奉为行动的圭臬，从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学者，转化为听话的“工具”。作为党员，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挥，而从来没有怀疑这种指挥是否正确。作为学生，陈寅恪对他们又有教育、栽培、扶持之恩，对老师的学问、人格，无不钦佩之至。所以，上级交给他们批判陈寅恪的苦差使时，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不得不服从，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私心杂念，也许出自思想深处的“左”的观念，便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内心却挣扎在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比如最有可能成为陈氏衣钵传人的北大周一良与中大的岭南才子，就是这样的典型。
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出自湘军系统，曾任两江总督，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有所交往。周的祖父周学海的墓志铭，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撰。周的父亲周叔弢，曾在三立老人于南京所办的四益家塾附读，与陈师曾、陈方恪有很深的交情。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发现周一良在史学研究上的天赋及其在国学、外语上的深厚功底。周氏在学问上一直得到陈氏的精心指点、培育，在事业上也受到陈氏的大力扶持。
1936年，他未来的夫人邓懿女士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还特地嘱咐邓，要听陈氏的课。可以说，周一良从陈氏那里所获甚多，每前进一步，都融注着陈氏的心血和精力。陈氏南下广州之后，他们仍有书信来往，间或陈氏还向他寄赠诗作。尔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他们互通的书信才稀少起来。没想到1958年，周一良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他在大字报中深挖自己厚古薄今的“根”，竟然是这样的：“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
这分明是陈氏治学的经验之谈，与所谓“厚古薄今”完全没有关联。不料，周一良笔锋一转，“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和种‘畏’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轻轻易易地把“厚古薄今”的根，挖到昔日恩师身上。幸亏陈氏远在广州，没有听说周一良贴过这样的大字报，否则他会非常伤心的。
与此同时，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分配周一良写批判陈氏史学思想的文章，准备交《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他明知“是不能够驳倒陈寅恪先生的论点的”，但还是没有任何考虑和任何顾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可能根据那篇大字报的内容，加以扩充，写出批判文章交卷。不过由于稿挤，也许还因为批判不够深刻，未达到上面的要求。结果《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没有发表他的文章。因此，外面的人以及陈氏本人，都不知道他写过批判陈寅恪的文章。但是他在良心上感到对恩师负了罪。良心对他的谴责与鞭挞，使他愈到晚年，愈感到对不起自己的恩师，愈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心灵就愈痛苦。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大彻大悟。
自1988年以来，中大、北大、清华等校，多次举行纪念陈寅恪的研讨活动，周一良都争取参加，以赎罪愆，还写下多篇追忆恩师的文章，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不但自我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笔者时在会场，当主持人代唸完了周一良的忏悔书时，会场陆续响起了唏嘘之声——周一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得到学林的谅解。两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
陈寅恪不知道，恐怕周一良自己都忘记了，作为陈氏的弟子，他一有机会，也在尽可能地保护恩师。著者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外调材料——周一良针对中山大学有关部门发函调查陈氏的五个问题一 一作了答复的亲笔回函：
关于陈寅恪
周一良 六二•三•十七
(一)关于陈与其父陈三立关系，所知几乎等于零。只知其父为诗人，陈写诗可能受其父影响。
(二)陈兄弟间关系影响不清楚。
(三)陈与俞大维可能在德国同学，以后俞大维又娶陈之妹，关系可能很密切。俞大纲抗战前在伪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研究唐史，受陈指导，陈对他影响较大。但抗战后，俞大纲脱离中研院去作生意，恐在学术上没有再发生关系。其它方面关系不详。
(四)陈学术思想受德国史学影响较大，讲究对资料穷本溯源，覈订确切。同时也受德国梵文学研究的影响，喜欢从一部佛经各种不同文字译本的对勘中，找出一些异同。在德时老师似是吕德斯(Luders)。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伯希和(Pelliot)对他的学术途径似亦有影响。中国方面，显然他接受了钱大昕等朴学影响，和他同时的王国维可能也影响了他。陈輓王国维诗有句云，“平生风谊师友间”。但他和钱大昕、王国维等不同之处，在于不以考史为满足，而要求解释。他的种族史观，文化史观等，可能与当时德国的史学思想有关。
(五)陈与颜、蒋等人关系不详。他所喜欢的学生或助手有王永兴(太原教育学院)、刘适(现名石泉，在武汉大学)和已去英国(?)的程曦。
在这份回函的末尾，有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审查后的批示：
周一良同志是我系副主任、中共党员，所写材料可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历史系总支部委员会(印)
六二年三月十九日
这份材料之所以珍贵，就在于显现了一个良知未泯灭的党员知识分子，在如何应对上级所交付的任务与保护恩师之间的痛苦徘徊。尽管在五十年代中期，陈氏不认他做弟子，蒋天枢还在新出版的陈氏著作中，删去了原版本中陈氏与他讨论学术问题的有关段落，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保护老师的做法。比如，他对氏的家世非常了解，他后来还说过：“由于我父亲和他大哥衡恪(师曾)先生和七弟诗人方恪(彦通)先生都是至交，所以我给陈先生写信总以‘仁丈’和‘晚’为称，不敢冒充受业的学生。”
周一良何等聪明，在那特别重视个人政治面貌及阶级成分的年代，为了不给老师在政治上惹麻烦，采取了装糊涂和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所知几乎等于零”、“不清楚”、“不详”、“可能”等遁词，回避了对陈氏及其父兄关系的调查。上级领导对这样的答复显然不满意，因而批示的意见，仅仅是“可供参考”而已，而不能以此为据。由此看来，周一良写这份外调材料，是煞费苦心的。
岭南才子是陈氏在香港大学教过的学生，聪明过人，博学多才，史学功底深厚，曾被人誉为陈门三大弟子之一。早在青年时代，岭南才子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左傾。岭南才子加入中共之后，真诚深信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同时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总有一种“原罪”感，想紧跟党走，革新洗面，脱胎换骨。所以，党的任何号召，他都闻风而动，坚决执行。梁羽生在分析他们师门恩怨的由来的深层原因时一语中的，“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因此“裂痕恐怕是从某某某(即岭南才子)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
毋庸讳言，陈氏看中过岭南才子的才学和才华，一度把他看作是名山事业的传人。所以，陈氏明知其在五十年代初加入了中共，并且还担任着历史系的领导职务，但还是把政治信仰与学术思想分开，在1956年，接受他担任自己的助手，足见对其重视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在1958年康乐园的大字报海洋中，他贴陈氏的大字报，就尤为引人注目。本来陈氏对师生们贴自己的大字报就很不高兴，对岭南才子贴自己的大字报更是生气。但陈氏的心胸并不狭隘，寓所的门，还朝这个“助手”开着——7月6日下午，还让他和刘节来家谈了很久的话。
问题还不止在这里。这年夏天，上级领导召见岭南才子和历史系另外两个青年教师，下达了写批陈文章的任务。据说他们当场都面露难色，因为他们都明白：在学术上，陈氏是批不倒的。但是岭南才子等三人同许多人一样，认为上级领导就是正确的化身，做党的“驯服工具”，又使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批判陈氏的任务是不是对的。特别是岭南才子，批判陈氏任务，拨动了他思想中左倾的那根弦，使得头脑狂热起来，根本没有去想，陈氏一旦看到他所写的文章，会有怎样的心情。公正地说，他们当时确实没有借批陈氏，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想法，写批陈文章，只不过是在完成上级交待的一件任务而已。如同文革初期举国批判“三家村”一样，是时代使得他们做了一件错事。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杂志，是当时批判陈氏的重要思想阵地之一。该刊1958年第7期，发表介文《迷信种种》和河山《“博学”与“堆积材料”》两篇短论。前一篇文章，要大家不要迷信资产阶级专家的“金字招牌”。后一篇文章强调“大量堆积材料，并不就等于博学。重材料轻理论，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治学方法，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治学方法上的表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最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岭南才子在1958年9月18日所作、10月5日修改的《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文章下笔不凡，开篇就为这场批判，上纲上线地定了调：“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接着笔锋轻轻一转，与刚划成右派分子的史学家赵俪生扯上关系，是一路人“我们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批判陈氏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方法：“分析史实时，一般多把历史归结为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他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把唐太宗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夸大了气候条件的作用……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又说，“读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决不能明了隋唐制度究竟如何变化和为什么变化，而只见到文化、制度随某些封建士大夫家族及个人的来去而转移。”
陈氏研究历史最重视证据的作用，岭南才子却罔顾事实，故意歪曲为“乞怜于一种直觉”，对陈氏尊重证据的一贯做法，进行贬低，“在这种认为要真正了解历史必须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当然谈不上真正的尊重证据。”并举陈氏研究北魏京城的建筑为例，来说明其研究方法“是从自己的假定出发”、“迂回求证”，“必然陷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文章第二部份，依然是先扣帽子，“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对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陈先生和我们的看法完全对立”，抨击陈氏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在今天是比较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又以陈氏《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为例，认为陈氏“从表面的外部原因来解释历史是错误的。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两件时间空间相隔遥远的事件随意牵扯起来，这只能是概念游戏，而不是历史科学。”这不能不说是对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的极大侮辱。金应熙笔锋顺势而下，指出“陈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的错误，就是以次要矛盾来掩盖主要矛盾”。他分析陈氏对汉末和三国的研究时说：“陈先生夸大了这个次要矛盾，把它从主要矛盾割裂开来，结果不但不能抓住问题的中心，连他自己重视的袁绍、曹操间的矛盾发展过程，也不能分析清楚。”
文章第三部份，分析陈氏史学观点和方法形成的原因时，沿袭了那套阶级分析方法：联系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方位着手，来挖根掘源。无奈陈氏的祖父、父亲乃至于其个人历史，都是清清白白的，便归咎于其生长的封建大地主家庭，“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陈氏赴海外留学，也是“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对陈寅恪主张要对古人抱一种同情的态度，提出质问：“究竟是怎样的同情呢?同情谁呢?”然后以陈氏所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话为例，自问自答，陈寅恪所同情的，“原来正是王国维这样的死抱住封建王朝不放的人物。”
尤有甚者，他硬把陈氏与胡适拉在一起，上纲上线地说：“陈先生的政治思想使他在某些方面还受到胡适派实用主义的毒害”。他发现《〈西游记〉玄装弟子故事演变》的考证，“明白采用了胡适派所谓‘历史的方法’，其后在使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中，则陷入俞平伯先生等新红学派的窠臼中，混淆了诗歌的艺术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仿用研究《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生平的方法，来考证崔莺莺的籍贯、姓名。特别显著的，是陈先生也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还对中国文化所受西来影响表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笔锋又一拐，轻轻巧巧地和批判胡适运动挂上了钩，“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实际上也就是要继续深入肃清实用主义在我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章结尾不忘教育陈寅恪：“白专的路是走不通的，是自误误人。”
这篇文章的文风，挟政治以压学术，扣帽子以代说理，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如果抽去那些强词夺理的政治话语，其议论就显得苍白空洞，对陈寅恪史学思想及方法的分析，不但缺乏说服力，而且根本就站不住脚。不过，在当时确是投向陈寅恪的一颗重磅炸弹。它的杀伤力就在于，混淆了视听，对陈寅恪学术成果的肆意贬低与粗暴否定，极大地刺伤了陈寅恪的心——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平常对他恭敬谦卑、执弟子礼的岭南才子，竟然会践踏传统的师德，对自己进行猛烈的攻击。既然岭南才子听命于政治，背弃了他所守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在他的门墙里，就再没有这位岭南才子的名字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原谅过这位岭南才子。
选自：水煮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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