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和他们的门徒
民国时期，大师云集之状貌，令人神往！大师之大，不在学历高上，不在地位显赫，而在其治学之严谨，更在其门徒之耀目。师徒深情，足令当世汗颜！
吴晗入学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第一次和他谈话就劝他专攻明史，而吴晗对秦汉史更有兴趣。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吴晗写信给胡适，胡适回信建议他听蒋廷黻的话，专治明史，胡适的理由如下：“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吴晗治明史的决心，而他的这一决定也让胡适大为满意。胡适相信自己的眼光，知道只要经过一番打磨，吴晗这块“璞”很快就会成为“玉”的。为了让吴晗尽快入门，他给吴晗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在信里，胡适把自己治学的看家本领和盘托出，表明了他对吴晗寄予厚望。吴晗读了这封信，感动且叹服，在回信里说：“先生所指示的几项，真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说干就干，吴晗立即将胡适的指示付诸行动：“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记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杂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在胡适无私而精心的指导下，吴晗学业上突飞猛进，不到几年时间发表文章60多篇，有不少文章堪称大手笔。由于成绩出众，成果丰硕，吴晗毕业那年，有两所大学抢着要他。胡适高兴地写文章宣传这件事，鼓励更多的学生能像吴晗这样埋头苦读。
抗战中流亡西南的陈寅恪（中）
季羡林晚年曾这样回忆他听陈寅恪授课的感受：“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可以说正是在陈寅恪吸引下，季羡林才最终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毕生主攻方向。
周一良原来并非陈寅恪的学生，因慕其大名才跑到清华偷听他的课，结果听完第一次，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是这样描述初次听陈寅恪课的感受的：“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听完这一次，就倾服得五体投地。我对其他几位同来偷听的同学说：就如听了杨小楼一出戏，真过瘾！”
1940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师生合影。后排右边第一位站立者为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席地而坐者右边第二排第三人为吴宓
吴宓关心爱护学生，但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偶或，弟子无意中出言不逊，他也不计较。
比如钱钟书在一篇文章，拿老师的恋爱开玩笑，吴宓看到了心情黯然，但他还是原谅了弟子的一时莽撞，依旧在诗中对钱钟书做了极高的评价：“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盛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作为老师，吴宓无论是上课还是课后批改作业，都非常认真细致。一次他检查某学生作业，发现该生把《伊利亚特》拼写成“Illiad”，多写了一个l，就为该生改为“Iliad”，还有一次，该生把尼采拼写成“Nietsche”，少写了一个字母z，吴宓又为他做了修正：Nietzsche。
一次上课，他用英文这样介绍自己：“My Chinese name is Wu Mi; my English name is Mi Wu .”一句话逗乐了大家。还有一次，他开场白是这样：“我姓吴名宓（在黑板上写上这两个字），我字‘雨僧’，这个‘宓’下边没有‘山’字，不是秘密的‘密’，‘宓’的意思是安静，三国时有个人就是这个‘宓’字。陕西泾阳人。今后我每天下午都在古典文学专业阅览室，同学们都可以去那里找我。除书上的疑难，凡古书上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一番友好的话语立即拉近了和学生们的距离。
李叔同将出家时，与他的学生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举止行为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他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他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就奉送给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做，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座。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钱穆与严耕望情同父子，不仅在学问上悉心指导，生活上也用心关照，但弟子有错也绝不姑息。不过，钱穆批评弟子往往分场合、讲分寸。
一次，钱穆要严耕望去做某事，严迟疑未做。事后他很后悔就去老师家认错，没想到老师笑脸相迎。
待严耕望表明悔意后，钱穆说：“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
明知弟子有错，却压住内心的火气，因为怕自己冲动之下出语伤人。待感情平复后再和弟子说理。钱穆对弟子的包容源自他对弟子的深切爱护。
严耕望曾有意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但完成这项工作须投入毕生的精力，同时，他也想从地理观点研究隋唐五代文人各方面的发展情况，这项工作也须全力以赴。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怎么办？只好求教于老师，钱穆略一思忖，即为弟子当机立断：“你已花去数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精审的大著作。以你的精勤，再追下去，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必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功将过于王先谦之于两《汉书》。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
听了老师的话，严耕望不再犹豫，此后专心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直到晚年，他依旧认为这一选择是正确的，而正是老师钱穆将其引入这一正确之路。
严耕望后来一直记着老师这句告诫，“自励自惕，不敢或忘”：“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
选自：《大师课徒》，魏邦良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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