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414期：戚本禹倒台原因：江青怀疑其对李讷有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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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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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文革”初期都因为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然而，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一落千丈。三人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被隔离审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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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他说：“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致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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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的死党。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1973年8月，中共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酝酿，别的省有人对王洪文提出异议。这时，马天水跳出来，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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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12日，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想对马天水这个在“文革”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他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这天傍晚，邓小平约见马天水。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邓小平听了片刻，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评经验主义很生气……你想过没有？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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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又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与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邓小平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此次见面后不久，马天水就将邓小平与他个别谈话的情况报告了姚文元，姚文元很快又将情况告诉了张春桥和王洪文。1975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王洪文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毛泽东。这份记录被“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上，马天水在张春桥的鼓励下，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 裂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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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后，马天水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结束。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之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请求，让其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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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初，日军第三舰队到达舟山群岛，准备向淞沪发起进攻，其所属飞机开始侦察杭州笕桥、翁家埠、乔司、诸暨等机场以及上海的虹桥机场、吴淞炮台，企图“在开战的第一天集中全部航空兵力，急袭敌空军，取得先发制人的胜利”。但日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国民政府空军发现并进行了跟踪。8月13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下达了“应以全兵力，先发制敌，击破敌空军”的命令。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于当日派轰炸机飞到公共租界上空示威、展示力量达半小时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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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国民政府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大队、第四大队和中央航校暂编大队都出动飞机，集中轰炸了上海日军重要目标，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扫荡敌人的战斗，轰炸了上海日军司令部及兵营、临时机场、军械库以及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等多艘舰船。下午，日军轰炸机13架自台湾来袭苏浙的主要机场，第四大队在刚刚飞离机场、油量将尽的情况下起飞，在杭州笕桥上空冒雨迎战。大队长高志航率机奋勇反击，经过30分钟激战，全大队共击落敌机6架（日方称被击落3架），己方无一伤亡。8月15日，日空军进行报复，出动飞机袭击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被击落10余架。同日下午，南京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10余架。后来，国民政府把这两次空战成果算在一起，称为“八一四”空战大捷，并定此日为“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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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1922年赴日本讲学，来回两度路经上海。碰巧的是，爱因斯坦正是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虽然前后在上海只停留了不足三天，但在日记中留下了对中国敏锐的观察：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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