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416期：泰戈尔访华有赞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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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12日至5月30日，泰戈尔一行六人组成的访华团，开始了长达50多天的中国之行。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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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1924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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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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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对中国人说：“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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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华诞。在晚宴上，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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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对泰戈尔的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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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泰戈尔（右三），梁思成（左一），林长民（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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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看罢梅兰芳的《洛神》，赞赏不已。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毛笔写在了一柄纨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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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想，泰戈尔在我国绢制的纨扇上，用我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不一会儿，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
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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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3日，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诗歌《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
在这首诗序言中，梅兰芳写道：“1924年春，泰戈尔先生来游中国，论交于北京，谈艺甚欢。余为之演《洛神》一剧，泰翁观后赋诗相赠，复以中国笔墨书之纨扇。日月不居，忽忽三十余载矣。兹值诗人诞辰百年纪念，回忆泰翁热爱中华，往往情见于词，文采长存，诗以记之。”
梅兰芳在诗中写道：
“诗翁昔东来，矍铄霜染叟。高誉无骄矜，虚怀广交友。当日盍簪始，叨承期勖厚。欢赏我薄艺，赠诗吐琼玖。影声描绘深，格律谨严守。紫毫书纨扇，笔势蛟蛇走。微才何足论？鼓舞乃身受。百岁逢诞生，人琴怅回首。纪念谈轶事，肤词扫以帚。惟君恋震旦，称说不去口。愿偕中国人，相倚臂连手。文章与艺术，探讨皆不苟。如忘言语隔，务使青华剖。忆听开讲坛，响声龙虎吼。黑暗必消亡，光明判先后。反帝兴邦意，忧时见抱负。寰球时代新，孤立果群丑。惜君难且出，远识诚哉有。中印金兰谊，绵延千载久。交流文化勤，又最团结取。泰翁早烛照，正气勘不朽。谁与背道驰，路绝知之否。”
深情地表达了他与泰戈尔的真挚情谊，而这首诗也成为梅兰芳的最后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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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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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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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戈尔访华期间，陈独秀对他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例如当年4月23日发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陈独秀又扫了泰戈尔一笔:“太戈尔来华，有人发起驱象党来反对他，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却十分恰当。象之庞然自大而实际无能，象之庞然大物而俯首受象奴指挥，叩头请安而不知耻，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动物中这样庞大而麻木的没有第二个。”同一天陈独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中又讽刺说:“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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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更挖苦泰戈尔说：“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在《向导》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更尖锐地说：“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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