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417期：郁达夫、王映霞与戴笠之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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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王映霞时，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攻势。为赢得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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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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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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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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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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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当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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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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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震动了整个山城。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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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晚年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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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报头书法：罗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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