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族共和”变成了“56个民族56支花”？
中国有56个民族结论从何而来，中国的民族是怎么认定的？或许始自62年前一个女孩奇特的赴京之路。
1950年9月29日，来自湖南永顺的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田赴京，是作为苗族代表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但田心桃向周恩来等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
当时，土家族之名并不为人所识。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牵连一个问题，即：中国共有多少民族？当时中国人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
这是中共亟望解决的命题。唯有确定民族数量，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3年始，中共派出大规模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宕近40年的工作，连同其间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仅开创了其后大陆民族政治格局，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
大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的中共文件表述是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第十七条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1938年的中共六大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则有如是表述：“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民族自治”并非中共一贯方针。1937年以前，“民族自决”才是其主要推行的民族政策。所谓“民族自决”，按1931年11月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意为“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明确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一苏联色彩浓重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列名中共十大政纲之一，与当时孙中山所提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理论相抵触。
然而，建设根据地以及随后的长征，逐渐改变了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后，为处理好同蒙、回等民族的关系。中共先后发出告内蒙古人民与回族人民书。延安时期，由李维汉、贾拓夫等主持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书，直接影响了中共民族政策。“民族自治”逐渐取代“民族自决”，中共民族政策逐渐走出苏联影响。
而国民政府的民族叙述则由“五族共和论”转向大汉族主义。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国族同源论”，称汉族为“国族”，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认为他们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内战打响后，两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拉锯。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成为中共控制区内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共产党的“民族自治”逐渐压过国民党的“国族同源”，在少数民族地区占得上风。
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从宪法层面，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民族道路。
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央民委首任主任李维汉回忆，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意见。李维汉认为，基于中国汉族占绝对优势的人口结构，以及马克思认为地方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当优先于联邦制的论述，不宜实行联邦制。
中共接收的是个沉重的民族关系包袱：历史上，不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差，少数民族间往往亦互相敌视。以至于1952年国庆，少数民族代表受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一名彝族代表被问及收获几何时，该代表回答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汉族杀不完。”
为改善恶劣的民族关系，中共建政之初，周恩来即提出向少数民族“还债”。于是，大批民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发放物资并慰问演出，同时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大大改善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状况。
为帮扶少数民族，中共对“走进来”的少数民族代表亦不吝成本。少数民族代表每至，都有国家级领导人出面接见，赠送甚为稀有的呢子大衣一套；中央民族学院每毕业一届学生，周恩来必亲自参加毕业典礼。
为安抚少数民族情绪，消除歧视，周恩来曾亲自出面，为壮、彝、瑶等三族更改族称。中共建政前，壮族原名僮族，僮是书童之意，彝族原叫做夷族，瑶族早先则被称为徭族。三个民族称呼中皆有贬义，故周恩来倡议改僮、夷、徭三字为壮、彝、瑶，取美好象征之意。
在解决各民族间的历史矛盾上，当时中共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亦作用巨大。过去历史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欺压与侵凌，被解释为剥削阶级利用民族关系对被剥削阶级的奴役，而中共则领导的事天下不分民族的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共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各民族第一次被真正团结凝聚在一起。
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词在古汉语中并未出现，仅有称“民”或“族”者见于史籍。“民族”一词及其观念为西方传入，最先引用的梁启超拿来宣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启示国人。
民族观念虽兴起于西方，但在西方民族学发展史上，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马列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列宁、斯大林等人阐发，最终由斯大林定义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辛亥革命后，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国并不仅止五个民族，后虽有修正，却终未有确数。中共早期亦对民族数量不甚明了。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认为中国可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但提到名称的不过9种。
鉴于此，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从主人”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逾400种，仅云南一地便有260多种民族名称。
从政治角度考量，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若人口数量不足，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比如，壮族有1000多万人，按人口比例可选出10个代表，而赫哲族虽仅300多人，依旧要有1个代表的资格。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
故而，甄别上报的400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情况与苏联迥异，诸多民族并不符合斯大林定义，如回族，依宗教传统而连结，却并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区，可分为汉回、藏回、蒙回等群体，但其民族认同却格外强烈。
为此，1953年毛泽东表态，不必学苏联区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对待。
此项工作前人从无涉及，其间争议非难极多，不但涉及学术问题，更直接触碰政治问题。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虽有毛泽东灵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时代，无人敢公开认为此定义并不适于中国实际。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斯大林民族标准的质疑才公开出现。
除民族认定与归并，族名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除前述周恩来为壮、彝、瑶改称故事，佤族、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是改称。佤族原被称为佧佤族，后发现“佧”是傣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傣族的奴隶”，遂改正。鄂温克族早先名称有三：通古斯、索伦和雅库特。通古斯和雅库特是俄国人对其称呼，索伦则是满族人对其称呼，意为“猎手”，三者居住地与经济生活不同，但皆自称鄂温克，有一致的民族认同。
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1956年，民族调查继之而起，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各自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1951年，中共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包尔汉。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鉴的是苏联经验。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400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后分赴各地调查。
他们共研究了42个民族50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个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祜文、景颇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彭真领导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主要任务要二：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少数民族划分社会形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后一项工作为各民族历史梳理与抢救文化贡献极大。
据不完全统计，此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后共写出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和摘录文献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为少数民族拍摄了大量纪录片，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从1964年起，陆续为每个民族出版了简史、简志。
某种程度上，中共发起的大规模造字与书史，奠定了今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文革”中断了大陆的民族识别工作。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着手解决50年代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对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调查。
当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过巨，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1979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1990年十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
其中，贵州归并整合“穿青人”等23个待识别少数民族；湖南将“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等归入汉族；广西将10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云南的“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划入纳西族；新疆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格局，但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开始后，许多原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纷纷改为土家族，规模最大的是鄂西140万人口归并至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从1957年的50余万飙升至2000年的802万，人口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胀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区划地位也向上晋级。湘西地区原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数量压过苗族，遂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人口急剧膨胀，1980年代，一些土家族代表不满足自治州待遇，一度提出将湘、鄂、黔、渝地区土家族合并成自治区。
这令中央始料未及。若出现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变更，其牵涉与影响极为巨大。其时，国际形势动荡的外部环境及苏联解体前车之鉴，不能不使中共在民族政治问题上谨慎行事。鉴于此，尽管西藏的僜人等民族犹待识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还是下决心彻底叫停民族识别。
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8.04％。
对存有争议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属未定的“待识别民族”和族属虽定但本族不认可的“已识别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机会。官方态度是，民族学术可继续研究，但事关稳定，56个民族编制将不再允许突破。
延宕逾40年的民族识别，今日已鲜少人知。在“56个民族56支花”的歌声中，当年参加此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也先后离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
现年92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当年曾参与民族调查。言及民族识别工作时颇有感伤遗憾：新中国肇始之时，民族识别对国家稳定至为关键，当时国家为此倾尽全力，但1990年戛然而止后，居然没有总结工作。
施联朱本人曾于1983年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本意送至香港出版，但因缺乏资金，最终由国家民委资助3000元出版。此书至今犹是论述民族识别的权威。
此外，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曾撰文，以亲身经历总结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二人在肯定民族识别的同时，亦指出民族识别工作犹有遗留问题，需继续解决。
目前为止，据统计，中国尚有70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人口约67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归并结果并不满意。1990年停止民族识别后，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成为贵州省敏感问题。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在专家看来，实属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被划为藏族，这造成一族两分。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上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划为七八个民族。
如今，施联朱等老人已无力鼓呼。在学术层面，老一辈民族学专家亦与时代产生龃龉。施联朱坦言，目前大陆民族学界在理论层面，面貌疏离，如隔春秋。许多中青年学者宣扬的去政治化的“族群”理论，老一代学者并不认同。
选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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