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称文革中挨斗“大有好处” 惹毛泽东哈哈大笑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缘何获得赏识？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本文原题为：《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本文系节选前半部分。
《同舟共进》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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