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胡耀邦提出如何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

胡耀邦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同舟共进》“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一文，作者L:胡德平/口述、周海滨/撰文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地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哪篇文章、哪个时间、哪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当时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批问题。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3日、14日、15日，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父亲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胡耀邦思想年谱》）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选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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