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446期：季羡林的三不主义
季羡林（1911-2009）晚年著书说：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可谓长寿矣，因此经常有人向我询问长寿之道，养生之术。我敬谨答曰：“养生无术是有术。”这话看似深奥，其实极为简单明了。我有两个朋友，十分重视养生之道。每天锻炼身体，至少要练上两个钟头。曹操诗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不过百年，每天费上两个钟头，统计起来，要有多少钟头啊！利用这些钟头，能做多少事情呀！如果真有用，也还罢了。他们二人，一个先我而走，一个卧病在家，不能出门。因此，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
“妈的，这些混蛋教授，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 不是你考， 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看了这几句话，大家会想，这又是哪个不成器的顽皮学生被考试所逼发出的愤怒呼声吧。错了，事实上，这段话来自己故国学大师季羡林。 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所写的日记中的一部分。
2003年， 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把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日记出版，当时，针对上面这段话，编辑曾向季羡林提出“做适当删减”， 季羡蕴林坚决不同意， 他的意见是：一字不改。“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 今天不是圣人， 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幸目睹了季羡林在清华园学习时的“原生态”的青春记录。
季羡林《我的治学之道》演讲：1936年，我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第四个学期念完，我开始慢慢写论文。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相当长，费了一番心血，自我感觉良好。可当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时，里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是说全不要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这是我—生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1999年6月1日，夏威夷，杨虎城嫡孙杨瀚在一座教堂里见到了已99岁高龄的张学良。让杨瀚颇感意外的是，张学良态度冷淡，几乎一句话没说。双方只是礼仪性地说，“我来看你了。”张学良说，“好好，谢谢。”“当时我觉得可能是他老了，我也就是尽心来了，也没希望得到什么。”那次，杨瀚还有机会陪张学良在海边散了一次步，但张学良同样是一句话没说。
1999年6月，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左一）等与张学良在夏威夷合影。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之类的话，可见对邱会作工作的肯定。邱会作提出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要“勤俭办事、勤恳办事、勤巧办事”的三勤方针，至今仍然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正确方针。据说邱会作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喜欢沾花惹草。熟悉他的一位老将军说：“邱会作这个人玩弄女人是有的，影响也很坏，总后的干部对他意见大，文革一开始揪斗他，他年纪大了，那些造反派就用鞋底子狠狠的抽他的脸，把邱会作打的都不敢睡觉，因为一睡觉碰到枕头脸就疼。”
从左到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黄章晋认为：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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