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100年前的80、90后什么样？
添加水煮君为友，从此不再失联
选自：余世存《立人三部曲》
来源：铁葫芦图书（ID：tiehulut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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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不走寻常路的富二代
（1880—1942）
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他们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多数也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 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聪慧，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 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书法。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 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有社会关怀，忧时伤世；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甚至愤世嫉俗的诗文。 康梁变法失败后，十八岁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05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进修音乐、绘画，编辑音乐书刊；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10年回国，任职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图案教员。1913年，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画报主编。《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在课堂上采用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 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向学生介绍新音乐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浮等人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17年旧历正月初八，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李叔同恰好也在那里，他目睹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师从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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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火速升职的护国将军
（1882—1916）
蔡锷六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入湖南时务学堂。类似于今天的80后六岁读小学，十三岁中学毕业，十五岁考进大学。年龄最小，“白帽轻衫最少年”的蔡锷在学校里接触到了一些最杰出的维新志士，并跟梁启超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十六岁的80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所在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教育改革试点撤销了。蔡锷先后去武汉、上海、日本等地求学。 1900年，十八岁的蔡锷回国参加老师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蔡锷幸免于难。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了武装革命、军事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流血救民”。 蔡锷体质弱小，但才思敏捷，文章优美，实是大家之材，而对军事从未涉猎，故梁启超认为他还是以文救国的好。结果不到二十岁的蔡锷对老师说：“我不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 他到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10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百里（第一名）、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他的社会地位升迁仍是惊人的。毕业一回国即任江西材官学堂监督。1906年，清廷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任中央评判官。1907年，二十五岁的蔡锷与老资格的革命家黄兴会面，并计谋镇南关起义事宜。 1908年，出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二十六岁的他有了军权。1910年，蔡锷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后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赴云南。在云南，他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后来蒋介石、毛泽东都曾拜读过的这一现代军事教材。 他尚曾国藩、胡林翼“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1911年7月，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新军十九镇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的青年军官，这些年轻相当的80后在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斗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邀蔡锷一起策划响应武昌起义，未参加同盟会的蔡锷被推为起义总指挥。 1913年10月，三十一岁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的军权和地方实权移于他人之手。没有对手诤友的袁世凯终于一步登天，于1915年底复辟称帝。 此时，无论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还是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都没有实力反对。年轻的蔡锷孤身犯险，他逃离北京，去云南说动实力派唐继尧们组成护国军，起义讨袁。 三十二岁的唐继尧对三十三岁的蔡锷说：“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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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会做人的黑帮老大
（1888—1951）
在我国现代史上那样“混乱的自由”里奋斗的人物中，杜月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杜出生于江苏川沙高桥南杜家宅，不到四岁，父母先后去世。十四岁时，他到上海某水果行当学徒。 他的打工生涯是卑贱、辛酸而堕落的，这种打工生活极容易让人苟且认命。但杜不苟且，他有付出，比如他做事认真，削水果很在行，一时获得“莱阳梨”的称号。 他更有出人头地的愿望，他跟王阿国等人一起，既体验到底层打工的艰难，又学会了光棍自作自受、朋友义气等不少江湖中国的生活。他有小钱会跟朋友分享，有巨款也会想起朋友，甚至在朋友中间散尽。 为求上进，他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杜月笙机灵可意，很快获得黄金荣的赏识。黄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其名号在当时的小混混之中如雷贯耳，是他们梦想的靠山。 杜在众多的小混混中一跃成为黄的亲信，可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也必得在打工生活中把自己锻造成为锥才是，有能力、有理想，有豪杰相照相惜的意志。在这方面，杜比他众多的师兄弟甚至师父一辈的人都更具备条件。 他没有白白地打工，他的学徒生活足够丰富，准备也足够充分。故一旦进入黄金荣的视野，他就能够迅速地摆脱下三滥时代的毛病，而努力学习着新生活和新规矩。 由黄金荣的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因为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杜月笙成为在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他的羽毛丰满，使他迅速地跟黄金荣平起平坐，他也出色地完成了跟黄金荣在辈分、地位上的转换，黄金荣由他的老板、师父变成了他的“金荣哥”。 1925年，杜月笙三十七岁，他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杜月笙的格局远非黄金荣们那样“一入黑道，便无足观”，他的义气、苦出身让他成为青帮中的革命性人物，他最大可能地完成了对青帮的改造。“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是当时人的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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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高薪教授
（1891—1962）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 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虽比鲁迅小10岁，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相比，要优待得多。26岁时的胡适拿的月薪要高于36岁的鲁迅的月薪。 不仅如此，做公务员的鲁迅还没有胡适在文化界的资源多。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算得上是“朝阳产业”。现代大学、新闻业、出版业都迅猛发展。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希望挖到胡适。 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元。”可见在个人的生活中，青年胡适有“海阔天空”的条件。 27岁时的胡适请北大朋友吃饭，一次就花掉了60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钟鼓寺14号是个四合院，共有17间房屋，9间正房，5间偏房，加上厢房、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 月租20元，相当于今天的800元左右。胡适租这样的四合院，也是希望把母亲接来一起住。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 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 胡适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还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 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 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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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草根大亨
（1893—1952）
卢作孚出身于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 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 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 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 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 卢作孚说过这样的话：“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 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的，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着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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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有钱任性
（1895—1967）
22岁时，张恨水辞去工作，到北京做“北漂”。他为此给记者做助手以得10元的劳务费，他的一首词，“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让后来的报业巨子成舍我看到，两人成为好友。 成舍我办报，就请张恨水当助理，副刊主笔。年轻的张恨水抓住了机会，他借此平台使自己成为一个“副刊圣手”“小说大师”。为办报，他一度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当中去。 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时，请29岁的张恨水担任副刊主笔，张恨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号称“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90多万字的小说，连载四年多，风靡整个北京，张恨水一举成名。 当时的盛况是：每日下午两三点，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 31岁时，张恨水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即100万言的《金粉世家》。就是说，30来岁的张恨水能够同时驾驭两部以上的小说创作。 小说的成功，使张恨水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他曾经一下子得到8000元的稿酬（合今人民币60万元左右），以及每月500多元的稿酬，这在当时，绝不亚于一流大学教授的收入。当时人传说张恨水，“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 张恨水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只有今天的美剧、韩剧可以与之相比。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张恨水书店”，不法书商也攒出了100多种伪书。 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唯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1930年开始于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的《啼笑因缘》 1930年年底，张恨水用4000银圆购置了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门四合院，据说这跟鲁迅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八道弯大宅门价格相似，规模相当。对比鲁迅中年借款置业，30来岁的张恨水置业无论如何是一项足以自傲的人生成就。 但张恨水很是淡然，他说：“我虽然现在天天发表文字，却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写字，消遣是为兴趣写字──四十年记者生涯，以字当米一颗颗蒸了煮了吃了，甘苦自知，悲喜两忘。 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写字对他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的名言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
内容节选自余世存“立人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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