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478期： 朱德晚年的感叹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当年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随后的11月13日，《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又提及：“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金岳霖曾与毛泽东共餐四次，在毛七十岁时，金拟了一副寿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当年，毛的《实践论》发表后，毛托人告金，学习《实践论》关键在于实践，要金应该多多地接触群众。于是，金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吴宓
吴宓苦追毛彦文时，在报纸上大发其爱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闻！”金岳霖看了觉得不妥，便去劝说：“你的诗如何我不懂，但是内容是爱情，而且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的事情，而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就比如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我们并不为此而拿到报纸上去宣传。”吴宓生气的反驳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胡适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替胡适联合拟定了九个项目：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他们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据唐德刚讲，胡适看了这份批判材料，不禁笑逐颜开，他自己承认在这九个项目里“做了一些工作”。唐德刚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 胡适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
有人问辜鸿铭：“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辜鸿铭答：“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毛去世后，治丧委员会下特设卫生保健组，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据统计，在9月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许多群众因悲痛而嗓子痛、头痛、流涕甚至晕倒休克，具体数据是：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但卫生保健组仅有三十多个大夫护士而已。作家陈徒手感叹，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1907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袁世凯见驻京德国公使就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袁的幕僚将这话当得意之谈，转于张的幕僚辜鸿铭，辜鸿铭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晚年的朱德对党内斗争感叹不已，“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1965年，朱德提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后来，朱德受到林彪、康生等的攻击，他们把朱德的意见说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等等。朱德无奈地说：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撑下去！
1912年，戴季陶以戴天仇之名，发表一篇时评《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与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志,勇也;慰雄魂在天之灵,义也;弥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评论刊出后，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罪拘捕了戴。但第二天，被戴指责该杀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致电沪方，吁请释放戴季陶。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早年，金岳霖就对流行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提出质疑，说这个谚语自相矛盾。如果以“金钱如粪土”为前提，那么“朋友如千金”就会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朋友如粪土，而且还是一大堆的粪土。
推荐阅读
原创不易，扫一扫支持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