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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无国,无夫无子,她是闯入好莱坞的第一位华人女星,到头来却一生无处可栖

2016-12-19 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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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历史

黄柳霜


她爱国爱乡,却无家无国



黄柳霜(英文名:Anna May Wong),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她是洗衣工的女儿,也是孤身闯进美国好莱坞的第一位华裔巨星,甚至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然而,由于欧美不可逾越的对华歧视,她一生充满屈辱与压迫,备受冷遇和排挤,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她爱国爱乡,却无家无国;她渴望爱情,却无婚无子。生前,她说:“我的墓碑上应该写上‘此人死过一千次’。”死后,她的墓碑上没有留下一个字。


我是洗衣工的女儿,可我也要去好莱坞!




我叫黄柳霜,祖籍中国广东台山,现在和家人一起住在洛杉矶唐人街破败拥挤的小房子里。唐人街,住的都是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他们讲我的家乡话——广东话,也说白人的语言——英语。


听爸爸说,我们家是从爷爷那时候搬过来的。爸爸开了一家“善记洗衣店”,总是没日没夜地洗着衣服。作为家里排行老二的大孩子,我得乖一点,写完作业就该帮忙爸爸干点活儿。这样,爸爸才会有时间给我们讲一讲家乡的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木兰替父从军等等,可有意思了。


我不喜欢上学,那些白人小孩总是欺负我,扯我的辫子,尤其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男孩,拿针扎我,说是在做实验,还笑着问我疼不疼,老师也不替我惩罚惩罚那个坏蛋。还好我有妙招,穿六件衣服就没那么疼了。


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偷跑出去,把脸贴在橱窗的玻璃上,看看那些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她们一个个真的好美,如果我能像她们一样就好了。9岁那年,机会来了,我拿着客人给我的小费,偷偷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从此,我的梦里梦外,都是演戏。


为了看电影,我省下吃午饭的钱,向老师编造了谎言逃课去看电影,这样就可以坐到前排,好好欣赏。时常,有一些美国人扛着摄影机来到我家附近拍电影,每次我都会悄悄去街头拍片现场看热闹,成了片场的常客,连拍摄人员都注意到我,称我为C.C.C(Curious Chinese Child:好奇的中国娃娃)。 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对镜模仿着演员的脸部表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没想到,这件事被爸爸发现了。听说我想拍电影,他立马黑了脸,他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唱戏,拍电影是不务正业。他骂我打我,说我想去演戏不光彩,好莱坞“根本不需要中国人”,把我关在家里不准出门。


妈妈说,摄影机会把人的灵魂吸走,让人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没有想法,没有喜怒,劝我好好读书,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以后嫁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可是,想到像我的爸妈一样,一辈子低眉顺眼地给别人洗衣服,我就不甘心,不甘心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我的人生,不应该躲在唐人街,我应该出现在大荧幕中,那里正缺少我这样黄皮肤黑头发的人。


家人千方百计的阻挠,也无法动摇我进军好莱坞的决心。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呼唤,14岁时,我等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电影角色——《红灯笼》(The Red Lantern,1919)中的一个龙套。尽管只有几个镜头,可我感到很兴奋。第一次演别人,真是陌生而奇妙,这和给别人洗衣服太不一样了。


我终于进入了好莱坞,成为闯荡好莱坞的第一位华人演员,只是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后面。


终于进了好莱坞,却只能演死人




我生活的美国,种族歧视盛行。在美国人眼里,华人就是愚昧落后、野蛮无耻的劣等民族。从19世纪开始,美国出台了越来越严重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条律。1882年最终敲定的排华法案,禁止男性劳工出入境,法案还预判所有的华人女性为妓女。我在电影中的表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起初,我只能出演电影里无名的东方人角色。慢慢地,我才有正面露脸的机会。1921年,我在电影《人生》(Bits of life)里,扮演好莱坞大牌男明星Lon Chaney Sr. 戏里的妻子,我还没说几句台词就死掉了。


1922年,我出演了根据《蝴蝶夫人》改编的电影《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这是好莱坞第一步彩色电影,我饰演中国少女莲花。因为白人爱人的离去,戏里的我跳海自尽,我又一次死去。


1924年,我在《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dad)中演了一个漂亮的蒙古女奴,性感美艳却下场凄惨,最后也死掉了。


按照从爸爸那里了解到的中国文化、在唐人街见到的中国服饰元素和从小感受到的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我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尽心尽力演好每一位东方女性。



也许,我真的有表演天赋。我的每一次演出,都大获成功。有评论说我抢走了白人演员的风头,日本影评人说,还没有一位日本女演员能超过这位华人女演员的演技。更有记者写了一篇《黄祸!中国入侵影屏》的文章,酸溜溜地说我的表演,居然让白人演员黯淡无光。





更神奇的是,我或“清汤挂面”或浓妆艳抹的中国造型,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杂志上。镜子中的我,两弯细长的柳叶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丰满红润的嘴唇,鹅蛋脸,体态匀称圆润。他们说,我的美非常有东方特色。



我越来越红,却越来越困惑:他们都夸我美丽,赞我演技好,可为什么他们每次分给我的角色,不是娼妓就是一些下场惨烈的中国女人?我在好莱坞拍了几十部电影,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

在欧美,我始终被他们称为艳情娃娃


二十岁之前的我,只想着有角色就好好演,以便在好莱坞站稳脚跟。二十岁之后的我,开始尝试着挑选角色,或和导演商量着修改内容,实在不行,我就不演了。然而,我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美国的电影制作法规禁止华人和白人在银幕上接吻,我永远也无法担纲主角饰演正面人物,只能依照他们的套路——艳丽性感,软弱可欺。


影片里的我,唯唯诺诺,屈从于男人的权威;影片外的我,再也不愿意屈从于好莱坞的限制。心灰意冷之下,我打算去欧洲,不知道那里的大荧幕,会不会让我再死一次。


虽然我在美国出生,却一直没有美国护照,经过繁琐的手续和申报,1928年,我来到了欧洲,一切从头开始。我争分夺秒地学习德语、法语,花了四个月,终于掌握了基本的交流能力。不久,我受邀出演德国影片《歌》,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影片受到欧洲人们的热捧。此时,我才稍微感受到了作为演员的尊严。欧洲,似乎是自由开放的。


1929年,我主演了《唐人街繁华梦》;1932年,我参演了影片《上海快车》······戏里的我不仅有美貌,还有思想有才干,被准许和白人男主角接吻,可以刺杀惨无人道的军阀,偶尔还可以不死。


印有我剧照的明信片在全球广为发行。我清汤挂面式的直发、猩红的嘴唇,高耸的颊骨被视为富有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的代表。我在耳朵上随便挂个嫩玉米去参加伦敦的某个聚会,也被奉为时尚。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我的发型、化妆和服饰。


我一度迷失在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中。短短三年,我学会了英国贵族的英语,能够熟练使用德语和法语,还能简单说说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我马不停蹄地在巴黎、伦敦、柏林巡演,住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和各界名流交情要好。欧洲顶级俱乐部高贵会(lofty and exalted order of uplifers)里有以我命名的“黄柳霜花园”、“黄柳霜兰花”、“柳霜堂”。


夜深人静时,我突然发现,在好莱坞和欧洲的舞台上,除了我,再没有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紧紧包围了我。我开始静下心来留意影片里的中国人。欧美影片里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愚昧落后的乌合之众。而我,始终被当做美艳的东方娃娃,在戏里穿着裸露的服饰,用美色在中国情人和白人老板中间游走,最后被中国情人枪杀,影片里的接吻镜头也被删掉。和德国演员黛德丽饰演中西间谍,我的戏份和台词都不多,服饰不像她那样精美,片酬只有她的7%。


自由开放的欧洲,和保守的美国毫无差别。我获得了盛名,却无法为我的家乡——中国正名。


我心系祖国,祖国却抛弃了我




1936年,我遭遇了演艺生涯里最大的打击。好友赛珍珠的《大地》将改拍成电影,这将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讲述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我万分激动,自认为是唯一符合条件饰演女主角的人选。没想到,他们选择了白人演员,让她把脸画得黄黄的,来扮演中国人。理由还是加州的法律,我不能和白人男主角演对手戏。


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怎么努力演戏,始终无法冲破民族歧视的牢笼。中国!我要去中国,让他们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邀请摄影师与我同行,沿途拍摄,并坚持手写游记寄给报社,让美国人好好看看我的家乡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的第一站是上海,我穿了一身黑衣,戴了自己设计的黑色礼帽。黑色的装扮,才能表达我对上海的敬意。来到黄浦江畔,我受到了当地媒体和上海民众的友好欢迎。当我在德国受到影迷欢迎时,作为在场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被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所淹没!能与广大上海同胞在一起,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天!


我真希望我生在中国!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我拜访了顾维钧夫妇、影星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良友》主编伍联德等人,他们非常好客。胡蝶带我参观了他们的电影制作中心,一向收徒严苛的梅兰芳大师,答应教我唱京剧。


美丽的家乡,善良淳朴的亲人,他们让我深深体会作为炎黄子孙的幸运。可是,我一直支持的国民政府,他们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影片角色,认定我是民族的罪人,美国的傀儡。尽管我一再在美国公开发表声明,所饰演的角色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我的家乡人是淳朴善良的。那些角色我不想演,可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抹黄脸蛋演,与其让他们恶意扮演,还不如我演。




可是,我终究让家乡因我蒙羞,余下的岁月我要竭尽全力,为中国做点事。


回美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大洋彼岸的家乡陷入了战火。我心急如焚,不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做。我拿出收藏的珍宝,在慈善机构的拍卖上义卖,所得钱款于1939年全部寄给家乡的抗战前线。同时我发挥作为演员的知名度,出演了2部抗日影片,并在公共场合演讲,呼吁美国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2—1943年,宋美龄夫人来美宣讲,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想见见她,了解一下国内最新的抗战情况。可惜,她唯独不愿见我。她说,我只能代表洗衣工、餐馆老板、黑帮和苦力组成的旧中国人形象,中国还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他们才能代表新中国人形象。


我,被我的祖国抛弃了!


我去过无数地方,死后却坟冢凄凉




美国的民族歧视,伤害了我的事业,更谋杀了我的爱情。华人里的年轻男性,认为我招摇过市,看不惯我的演员身份。白人大多对我虚情假意,一谈到结婚就拿出美国不允许华人和白人通婚的法律。


唯一的真心只有他——BBC 记者Eric Maschwitz,他为我写了一首歌《这些傻事》(These foolish things):留有唇印的香烟,浪漫的旅行机票,如果我的心有翅膀,就让这些傻事带我到你的方向······


他知我懂我,我爱他如命。我不能看着他为我众叛亲离。最后,我们不得不分开。


因为这不可跨越的种族歧视,我成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女人。


走欧闯美地活了几十年,最后我才发现,我不过是无处栖身的流浪人。



我的家人以我为耻,接受了我的汇款单,却唯独不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生活的国家,把我视为异类,对我充满排斥和敌视,我有美貌有演技,却只能演死人;


我的家乡中国,封锁我的作品,以我为耻,祝愿我在荧幕上“应该死一千次”,从来不承认我的存在。 


我可以从洗衣店孤身闯进好莱坞,却打不破世间的偏见与歧视。我命由天不由我。我的美貌,我不认命的斗志,始终没能给我带来幸福。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个悲剧,纵使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是无用。如果我生在中国,也许,一切就不一样了,也许,我就不用戴着镣铐在舞台上演戏,甚至可以成为和阮玲玉蝴蝶齐名的演艺明星。


可惜,没有如果。

1961年2月2日,年仅56岁的黄柳霜因心脏病突发,一个人死在家里,她的墓碑上没有刻上一个字。她的名字,很少有人记得;她的影片,大多已经失传。


可惜,20年代的她,颠沛流离在世界,她的一生是传奇的,更是被嫌弃的。被美国嫌弃,被欧洲嫌弃,最后,被自己祖国嫌弃。她去过全世界, 可世界,竟没有她的一方容身之所。她是黄柳霜,甚至名字都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在现在无数中国影星向好莱坞进军的浪潮中,谁还会知道上个世纪初就有一位洗衣工背景的女人轰轰烈烈想要闯进好莱坞?好不容易有勇气冲破洗衣工的束缚,却逃不了身世和民族的命运。可悲可叹!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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