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603期：蒋梦麟说王世杰是九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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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虽然离开总统府，但仍旧在台湾政界学界保持影响力。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院长任上去世，此时王世杰又开始动了当院长的心思，杨树人回忆说，王世杰和李济之都曾私下拉票，但当面又说自己不想当选。蒋梦麟老先生禁不住指着他二人嘲笑说：'你们两个九头鸟。’他二人竟然不敢搭腔。蒋梦老的意思说，人人知道你们在热心竞选，还要说假话！最终大会选出吴大猷、朱家骅、王世杰三人为院长候补人，王世杰得票最低，但蒋介石圈定他为院长。王世杰当选后，其实中研院有不少老资格如李济，李先闻不太服气，而且台湾当局对知识分子钳制也很厉害，但公认“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1965年，王世杰就职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图：中央研究院）
王世杰等人尽可能给与了台湾知识分子自由，也给予人才培养之机会，1966年王世杰力排众议，决定中研院协助台大,清华设立博士训练班，尤其是经济学博士，资金不够，王世杰坚决说“经费我想办法，关于师资，要刘大中、蒋硕杰他们轮流回来教，博士班一定要办。”终于将“这此在中研院为一创时代之举”建立起来。
1953年，原本是“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自诩为“最忠于国民党的一人”，因所谓“营私舞弊”案成为替罪羊被撤职。当时立刻有一拨人赶到王家，要求撤掉电话，收回汽车，收回房子限期家属搬出。王世杰搬到北投散心了，王家的人出来应对说，这部电话不是总统府装设的，每月的电话费也不是由总统府支付的，而是王家的人自己付的，你们要撤就撤吧。但来人却不敢撤。王家的汽车也不是公派的，而是向陈诚“行政院长”借支的，已经先期归还了。至于王家所住的房子，本来就是王家自己的。王世杰为官清廉，当时让不少人惊讶。
王世杰
丁文江常常说“我们这班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王世杰当然也属此辈，他们都是欧美留学生，受了严格科学训练，相信程序的重要，相信科学民主，回国却受落后社会的制约，面对无知之徒的嚣张气焰，无言以对。王世杰不能够像胡适，说话圆融，处处顾及他人颜面，遍地都是“我的朋友”，罗家伦说王世杰太板太固执，许倬云说“书生不适合从政，雪公（王世杰）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他因举荐顾孟馀与傅斯年等人产生矛盾，就说自己“有二十个Consciences”。
60年代，作为文坛新人的李敖，自认为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贬痼弊常取类型”，他对准中研院开火，发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直指了历史研究所及其主持人李济。这两位学界掌门人是“亲家”，且都是气焰震“主”（台大校长钱思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两人被震成了小傀儡），文章的主题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在1962年，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
李敖并没有进入中研院，后来却向李济等人，以及余光中开火，李敖说余光中是投机诗人，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歌功颂德，又嫌在《文星》案风雨飘摇时，梁实秋不敢到警察局保他，说一代大儒太软弱。
李敖经姚从吾、吴相湘推荐，前往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任职，月薪一千元。同年与立法委员胡秋原打笔仗，10月胡控告李敖等诽谤。李敖又揭批陶希圣，说陶希圣拉拢他加入国民党不成，恼羞成怒，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保全台大的名誉》，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 又解释说陶希圣为了把儿子媳妇塞入台大历史系教书，要向文学院长沈刚伯表态。但沈刚伯正是李敖的炮轰对象。李敖说陶希圣面相类似曹操。
陶希圣
李敖说他怎么得罪国民党元老的呢，他说陶希圣原本极其看重他，请他去研究文献，当时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有一部秘密会议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老先生说，怎么没有我的名字，我也参加了那场革命，难道我不是“开国元勋”吗？陶希圣又把资料拿回来请李敖再看看，李敖看来看去，最终认定于右任没参加那次会议，还举了不少证据。据说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李敖还挺为之抱歉，不过过了几天，文献会就把李敖扫地出门了，李敖也就停止了这场抱歉。
胡适后来感慨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傅斯年不但在学生中为胡适的学问“背书”，而且“背叛”师门，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从专心国学故纸堆的学生蜕变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胡适也作了一生好友。1950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任上去世，胡适在唁电中说：“孟真待我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卅年如一日。”
王世杰在1929年任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他说“武汉大学要么不办，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因为，武汉市地处九省之中央，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里，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的大学。”为了修建此校，他带领学校上下，克服重重困难，不顾当地土豪的阻拦，在珞珈山圈定一块地方，终于修建起大学路。但建校经费短缺，他找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向他说明：学校将来对湖南子弟有巨大的影响，而现在筹款却非常困难。身为湖南人的谭延闿听后，热忱地对王世杰说：“你放心，此事全部交给我办好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很快就向王世杰表示，国家将拨款75万银元，分15期交付。后来王世杰在台湾时，仍旧对武汉大学念念不忘，遗嘱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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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张之洞亲自问王世杰为什么要来考试，“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王世杰响亮地回答说“为人杰，为尧舜。”
他的这种六亲不认的派头，使徐复观极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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