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动物大军西迁，耗时一年运抵重庆
▲王酉亭照片（摄于1932年）
本文摘自2015年10月15日《现代快报》，原题为《抗战期间的另类“动物长征”》。
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如果看到这么一支神奇的动物大队行进在路上，你会不会觉得吃惊？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间，在南京通往重庆的路上，就有这么一支另类的动物大队在跋涉。它们的“队长”叫王酉亭，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奉命西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西南大后方为学者和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让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王酉亭带队的这支动物长征大队，也是西迁的一分子。
▲“动物大军”西迁
战争到来，他和一千多只动物较上劲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即将进逼南京。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王酉亭被指定参加中大西迁前期工作，并赴重庆沙坪坝选址建校，拟为11月开学奠定基础。
8月14日，日军轰炸机开始连续袭击南京。同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令准予中大迁校。10月，中央大学发布迁校公告并组织全校西迁工作。下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开始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
12月5日，王酉亭在中山码头送别妻儿西行。他自己却留在了南京。
王酉亭工作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其学生人数、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当时在亚洲堪称首屈一指。如今战事迫在眉睫，中央大学各院系图书设备均已搬迁完毕，唯有从安德门、铁心桥、成贤街牧场聚集到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及操场的大群牲畜无法随校西迁。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畜牧场，集中职工宣布遣散，并与场长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他再三叮嘱：“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认为，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何况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如何将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36岁的场长王酉亭果断决策指挥，立即动手赶制板条木笼，分别筹集资金、医药、粮草物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具体准备工作。
▲西迁的船只
四百米的动物大军浩浩荡荡上路了
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天上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王酉亭凌晨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佣四条大木船悄然驶至下关。
当天晚上，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其他人员全部出动，分头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在场长王酉亭的安排指挥下，他们出挹江门赶到下关江边。星夜寒风中，全部牲畜家禽分批运送上船，长江破浪往返三趟，第二天拂晓时到达浦口北岸。
为早日远离战场，王酉亭命令全队人员昼夜兼程前进，不得有片刻耽误。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如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王酉亭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只好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一路迎着雨雪，一路风餐露宿，艰难举步……
裹着风霜雨雪，西征队伍终于在1938年春节前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六安地区叶家集。此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动物断料人断粮，艰难之中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
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将奔往重庆方向，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躲兵痞、躲土匪、躲战火，一路危机重重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人们不明白：这些人赶着大群牛羊要去何方？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见到这批西撤“大军”，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人无可奈何。路途中还多次险遇横行霸道、拦路抢劫的土匪。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王酉亭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无奈此时寒冬来临，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
天寒地冻，虽然可以点燃篝火取暖，但还是有些小动物被冻死了。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8年3月春天，养精蓄锐的“动物大军”继续启程。4-5月徐州会战前后，他们已过了商城，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王酉亭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执意劝阻，告知山区野狼成群，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所以放弃这一计划，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
此时雨季来临，道路泥泞难走。公路上昼夜奔驰着徐州失守的西撤军队和各路难民，满路的汽车炮车拥挤不堪，“动物大军”只得改行乡间小道。直至8月中旬，队伍才到达信阳附近。此时日军已开始逼进武汉，军民紧急疏散，由信阳奔往武汉已不可能。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王酉亭带领的这支“动物大军”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湖北中部，又在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
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桥梁已被炸毁，村庄燃起大火，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危险时王酉亭急中生智，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绕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
▲动物大军西迁路线图俞晓翔制图
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在宜昌，王酉亭与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意外相遇。卢作孚慷慨同意在轮船运输物资的最困难时期，无偿安排船只、挤出舱位运输这些动物到重庆。
几天后，王酉亭一行在宜昌登轮西上抵达重庆，终于进入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畜牧场。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1米8身高、英俊强健的王酉亭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然精神十足地率队抵达沙坪坝畜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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