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之子讲述父亲离党之谜

来源｜名人传记 2013年10期

作者｜王凡 东平

原题《叶正明：我的父亲叶挺》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与叶挺真实的精神风貌很不相符。

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因为这事与广州起义直接相关，我们遂一起重温了那段可歌可泣又让人扼腕的往事。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的。1927年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总司令。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起义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到起义发动的前一天，叶挺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聂荣臻回忆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在叶挺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叶挺首先与起义最高领导碰头，了解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前进行的起义准备和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

继而，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见了面，对起义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对作战目标情况的掌握、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

在这之后，叶挺与被任命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徐光英一起，对原定的起义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并对起义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还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起义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而敌人方面，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十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想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部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没有与诺依曼争执。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的响应。

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所掩盖。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那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依曼更是言辞激烈，说此刻绝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的悲剧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在究诘当年失败的因由和教训时，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部队撤出，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彼时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十多年后也总结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到。

当年在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依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提出了把队伍拉往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该是那次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

大约在192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李立三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结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的处分。叶挺也在七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以撤销，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叶挺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是冷漠、疏远和排挤。

在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功臣之一的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中共六大已开完，关于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分的问题，居然没有列入会议议程。叶挺便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出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和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都回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共产国际不但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叶挺夫妻与子女们

“消沉”十年说不通

另一个让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有关他父亲的说法，是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个“十年消沉”的阶段。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的打击无疑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将领，有着他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通的。

再揆诸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从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从他主动和他认为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联络来往；从他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反共者的“共事”邀请，却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又从他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来看，他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笔者说。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得那么惨。”叶正明说。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幢小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母亲和外祖父、外祖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不希望家破人亡，就让母亲一大家搬到澳门，这里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还要我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住在澳门。”叶正明说。

笔者问他当年住的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途经香港回国。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与参与。叶挺终于又与党联系上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周恩来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的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事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的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我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由他先发布，他觉得近十年来共产党对我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我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但叶正明说此说不准确，他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问过父亲到延安时是否谈过党籍问题，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前者正好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他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的想法是，如果不能公开恢复他的党籍，哪怕秘密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毛主席还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我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其中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他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并不能以此认定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蒋介石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但都以失利告终。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皖南的新四军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一○八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去谈判的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一○八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后来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当时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叶正明说。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举国震惊的大事件，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如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回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个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经说过了。要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九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指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扰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

乙：如果这样说，×××（指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了！尔是不是××党（指共产党）？

乙：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的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同郭忏谈话约一个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正明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他。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如果非要见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

在写《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叶挺成了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因后来被编进了教科书而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写《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颇带感情色彩的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有这么一篇文字留下来，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全文近四千字。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文字，摘录如下：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的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周恩来亲自为叶正明改名字

“你们兄妹三人被接到父亲身边后，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光景。但你们又不是在你们父亲获释时才和他一起得到自由的，那你们又是怎样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管呢？”笔者问。

“大概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四天，我在学校接到一个通知，就回到了父亲身边。到了8月28日，父亲就和我们起程前往重庆。送我们的是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们甚至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9月14日晚，我们乘坐的船靠在重庆的一个码头。”叶正明回忆着，“其实在离开恩施前，父亲就有了让我们首先脱离监禁生活的念头。他给每个孩子都塞了一些钱，然后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这次到重庆时天色已晚，特务们不便押送，就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安歇。父亲感到机会来了，就悄悄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离开这里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去找周恩来伯伯。如果有人拦住你们问到哪里去，你们就说是去姨妈家玩。说完，他还写了纸条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起来，还没有动身的迹象，可特务们却不知为何都不见了。叶正明后来猜想他们不是去找上司汇报请示，就是到外边吃饭去了。叶正明兄妹三人看见父亲一个劲儿地朝他们使眼色，就立即一起跑出了旅店。

他们刚刚上了一辆黄包车，就见几个特务朝旅店走来。特务们看见了叶正明兄妹，远远地高声问：“你们干什么去？”叶正明他们一面回答说到姨妈家去玩，一面催黄包车夫赶快跑，并许愿会多给他车钱。

黄包车夫跑了起来，几个特务在后面追。但是他们追了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反身向旅店跑去。叶正明估计是他们发现叶挺并不在孩子中间，怕叶挺使了调虎离山计，意识到孩子们跑了事小，要是让叶挺没了踪影，他们可真吃罪不起。

“是父亲吸引了特务，才使我们顺利摆脱了监禁。在我们几个孩子中，只有妹妹扬眉到过曾家岩五十号，见过周恩来、邓颖超。经她带路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曾家岩五十号。过了一阵子，我们才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赶上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周恩来他们工作都很紧张忙碌的缘故。”叶正明说。

周恩来很喜欢叶扬眉，听说是叶扬眉凭依稀记忆找到了这里，就夸奖她聪明。

据说周恩来见到孩子们后，曾批评在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情况，否则马上安排营救，或许就能让叶挺早些脱离羁押。但是，他还是想了一些营救叶挺的措施，他还要叶正明写一篇文章，记述他们兄妹三人和父亲在恩施监禁地以及被押解到重庆的情况。

此刻的叶正明已经十六岁了，他很快就把文章写了出来，题目叫《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到重庆的第二天清晨，我们瞒过特务的耳目，离开了父亲，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但父亲至今还在特务的掌握中……”

周恩来看了叶正明写的文章，认为不错。他对叶正明说：“文章现在还不能发表，什么时候发表，要由中央政治局研究定。”直到1946年的2月，这篇完稿于1945年11月2日的文章，才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文章写出来不久，叶正明、叶华明兄弟就被周恩来安排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飞机是以叶剑英孩子的名义联系的。临行前，周恩来得知叶家兄弟属于“福”字辈，原来读书时用的名字中都带一个“福”字，叶正明叫叶福麟，叶华明叫叶福恒，便亲自为他们改名为“正明”“华明”。

周恩来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被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的父亲出狱。

说到这儿，叶正明话题又转到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信念上来：“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到巴黎参加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和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着“妈妈不好了（的消息）”，他们伤心地哭了，但是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对他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们父母的遗志……”

第二天，叶正明兄弟二人又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抚慰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叶正明回到学校，同学们一下子把十几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慰问信捧到了他面前……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两千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静静地听着，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他的文章饱含着对父母的哀思。

周总理说：等你们聚集齐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

“听有些人回忆，说你的父亲平时总是很严肃，不太容易接近。作为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比较长的你，感觉是这样吗？”笔者问叶正明。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很沉静，在部队和在战场上可能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父亲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一来是他们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是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尚未成人，对许多事还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个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你们几个兄弟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全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我们永远地失去了进一步了解父亲的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