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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

2015-12-25 唐德刚 水煮历史



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这一局面之出现,他这个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历史家就很难下其定论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枪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卢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

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在上一世纪,30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 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大陆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足,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主观意志"Vs."客观规律"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1842年)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罢,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拿笔杆和拿枪杆的区别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的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彷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完善计划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十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等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被冷落了。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在何处,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两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

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50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作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翻,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当年经哥大邀请的国民党时代军政要人,还有孔祥熙、张发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国的摩根,财神菩萨,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连襟,因此他们在岳家相聚时,孙中山、蒋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国史上,不论是好是坏,重要性就不用谈了。

张发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贺龙、叶挺、朱德、林彪的上级指挥官。历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张发奎说起呢,张也为此颇为自豪而健谈。不幸孔张二人的回忆录,也都因问题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阁。


明升暗降的政治艺术

笔者不惮烦而写的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象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

"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蒋一见此选举结果,顿时大怒,竟举起台上的木椅,向陈立夫砸了过去。其实,这只是政学系一桩高明的阴谋,来离间他们蒋陈的关系而已,当我把这一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陈公请益时,陈还含笑地说,这不是阴谋,是他当时的确比蒋公在党内,更得人心!

无论怎样,陈从欧洲回来,国民党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说他自己被调离组织部,"升官"成国府委员,他手下的得力干部,也大半调差了。只有朱家骅被长成部长。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现在就成他的政敌了。抗战期间,陈被调任教育部长。CC系在党内的力量,就一分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述历史"所不能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精彩的章节,都是根据口述历史写成的。这本是我国史学上的老传统,并不是现代洋人发明的。只是搞口述历史要特别小心罢了。你如碰到政学系里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听偏信,像蒋介石和陈立夫那样,把政治现象无保留地信以为真,拿椅子砸人!


一辈子没个上司

当我把这些小故事向张少帅,以谈笑方式,简略地说给他听之后,我发现他半信半疑地当成"耳边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他那一套。我对他这司令官的态度不以为异,因为我有为李宗仁工作的经验,把个一级上将,训练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是有充分的经验的。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还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传不能轻易动笔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 "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


不愿伤害蒋夫人

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鸠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

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

"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自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安排了。

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言之可笑。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最高贵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社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话下。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毕竟是牢中囚徒,重见天日嘛。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就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回家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黎教授。黎立刻就选了几个酒会的日期,让张公选择。黎再加约几位哥大当局,大家见见面,第一次的酒会和餐会,由我做东。大家谈出个眉目之后,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请,并签订合约。正式开工。

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该馆特制的,最好的酒席(因为我知道,张少帅在战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银元一顿。我那时是个中学生。我所缴纳的伙食费是三十块银元一学期)。但是现在纽约做不到那么好的中国酒席,就只好请少帅委屈点了。

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

"到Florida去了哎!"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

"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这席大客,请不请了呢?照请,那对其他的客人,也太尴尬了。宴会撤销,对我自己也太尴尬了。不得已我乃打电话,把这一尴尬的情形,告诉老友黎教授,并商量如何收场。黎倒颇能理解,我乃把这桌大餐,临时取消了,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谁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个月之后,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国学生,现在纽约一家华人教堂做牧师。他正在找我,并说他要请我吃饭,因为张学良将军每个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礼拜,他要约我同张见见面,因为他知道我对张有很大的兴趣--在课堂里曾说得很起劲嘛。

他这一邀请,真使我再来个五雷贯顶。回来后,我便立刻向贝夫人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说不实之辞。贝太太说,邀请少帅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辞掉一切应酬。我要求与汉公直接通知。张公拿起电话就说,"德刚,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嘛?我在等你邀请呢!" 听到张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车瘪了胎似的,大叹一口。从何说起呢!


哎,你还会开倒车

最后我们再重新约过,在原餐馆,定了原样的酒席。我又拟重挂电话给黎教授,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不幸这时已近5月中旬,暑假开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职员,都各有个人计划,分别离校他去了。所幸原订客人中袁家骝、吴健雄伉俪,和张公五十年前的旧识,刘廷芳先生和他的儿子刘国荣,还可应约前来,这时原在采访张氏新闻的小郭,带了部录影机,也适时赶到。我就请他做摄影师,参加宴会,我开车,他照相,我们适时赶到纽约公园大道,接了张少帅和贝夫人,同来敝寓,先喝点鸡尾酒,再同往餐馆参加晚宴。张公在敝寓酒会之后,我们就直奔餐馆了。

当我车抵餐馆门前时,刚好有个停车车位,这时坐在后座的少帅就准备下车了。我请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车停好,再请他下车,车停好了,少帅忽然侧身问我说,"德刚,你还会'倒车'?"说得几位在街边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们都听说,少帅会开汽车嘛,如今倒车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呢?后来我才告诉那几位好奇的朋友说,张氏当年所开的汽车,是30年代的汽车呀。那时的汽车可麻烦了。倒车要两手两足,四肢齐动!哪像诸位现时的宝车,倒车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帅那时是位阔公子,美少年,开车不用考执照,下车不用自己"泊",交给车夫就是了,还用担心开倒车?传说中的张少帅,也曾亲自开飞机,并曾带着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说他在西安事变前,在1936年夏某日,他曾亲自开飞机去延安(或保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奠定了共张之间的"联合阵线",云云。大致都是类似的想象之辞。

朋友们了解吗?近现代中国是十年一变的,两三变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可怜我们的少帅,就在这大变动时代,却坐了五十年不变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几乎也五十年未变。一旦走出牢门,这大变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脱节了。就以男女关系来说吧。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要啥有啥,谁敢不听少帅的指挥?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如今饮食起居,安内攘外,一切都得听夫人的话了。

"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

"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

"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汉公诚恳地说。

时代毕竟变了。您纵是坐牢,个人生活方式,也得随时代慢慢地改变噢。

赵夫人也曾告诉我说:"他被蒋关起来了,否则我同他也维持不下去。"这显然也是赵夫人的由衷之言。

这晚这个"张作霖的儿子"兴致特别好,在餐会上讲了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笑话。把个一向端庄肃穆的"袁世凯的孙子"和孙媳,都笑得前仰后合。使这场酒会和餐会更显得生气勃勃。大家谈笑一大阵之后,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园大道了。有关他写回忆录的事,因为有关人士全不在场,其他贵客,又全无兴趣。在张公和我们欢笑声中,就留待异日了。

当我招呼餐馆经理,前来结账时,经理竟然笑笑说,"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原来国荣是这家餐馆的房东。他向经理笑笑挥挥手,餐费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欢喜。主人当然更是打躬作揖!


赵夫人的权威与苦恼

谁知这场纯社交的宴会,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反面后果。张学良在纽约玩得昏天黑地之时,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饴弄孙的赵夫人,便在华文报上和私人情报圈中,得到了张少帅返老还童的小报告。赵氏紧急电召无效之后,还得御驾亲征,才把个九十岁的老顽童,抓了回去。这则有趣的故事,笔者这儿,也是得自传闻。八十老翁,卧病在床,就不为风流少帅来做其无谓的小考证了。读者士女如爱小道消息,一通电话,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嘛。设有读者,有此雅兴,而探出真相,尚恳不遗在远,略书数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尽了。

这则小故事,对笔者本人来说,也可算是,黄狗偷食,黑狗当灾吧。原来张公来纽约数月,一直都住在贝夫人家里,张公因年高耳背,交际不便,他在公私场合,一切都仰赖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双入对,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们,都不以为异,尤其在纽约这种第一号国际大都市,这又有什么稀罕呢?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嘛。

千不该,万不该,是张学良不该有张大嘴巴,他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大Playboy又口无遮拦,专门欢喜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可敬的人",听到此小道消息,对"可爱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这原是女人间的"人情之常"。莎翁说,"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还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少帅爷在此出双入对,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会主人,赵夫人不认识罢了,我只因为认识赵夫人,并吃过她亲手烧的蛋炒饭和鱼翅汤,就变成当灾的黑狗了。读者诸士女,不妨试为在下设身处地想想,您如在那场合,您也跑不掉要当黑狗啊!夫复何言?其后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礼节,我原应该向张府作一次礼貌性的拜访,但是却被刘绍唐兄阻拦了。因为"五爷"(少帅的五弟张学森)曾向他提供过有关他兄嫂的很不寻常的故事,绍唐对我说:"他哥哥对你甚好,他嫂嫂对你深恶痛绝。"(学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说明?)我完全理解到,赵夫人因为一生都没有安全感,对这一类事情的憎恨情结,我是完全理解和万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回避这种尴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当灾"的黑狗了。


失之东隅,误于桑榆

后来山东来的王书君教授,应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他早也选中了张学良的传记为研究主题,颇有其独到之处。这原是张少帅的福气吧。可惜的是,书君初来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难申请到美国基金会的支持。没有基金会的支援,搞汉英双语研究,那几乎就不可能的了。

总之,张学良口述自传,在哥大,就这么阴错阳差地给耽误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张学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历史"这一行道。他自始至终,认为"口述历史"就只是"我讲你写"这么个简单的程序。因此他认为他只要找一个录音员,"我讲你写",一部像李宗仁那样的回忆录,就可以出炉了。从一开始我就警告他,没有那么简单,但我也看出他面从心违的神情。这项心态,不只张氏一个。从李宗仁以次的"党国要人"无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级的党国要人,训练得服服帖帖的,来听你"学者的话",尤其是像少帅这样,"一生都未听过人话的人"(见少帅自述)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另一错误,是他对美国学术界极其复杂的组织和运作,一无所知,而又强不知以为知,盲人骑瞎马,就容易出事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虽还算不得是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闹出的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却是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两大事件。是祸是福,虽今后千年都不会有"定论",但是他却是这两大事变的主角。生前没个"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顾维钧谈少帅

还有,在西安事变前后,张与蒋宋两家的经济关系,也永远是个迷。据顾维钧先生告我,中原大战期间,蒋、冯、阎、李都派有"专使",长驻沈阳,争取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奉系张氏,参加他们内战的阵营,据深知内容的顾氏告我,那时冯、阎的代表,所携不过数千金,勉维食宿,而蒋总司令驻奉代表吴铁城,却身怀巨万,与张的上下僚属,一掷千金,酬应无虚夕;南京对张氏本人,则暗许至数百万之巨,先付半数,余伺乱平再付。而少帅自己这时,则徜徉乎秦皇岛上,作鼠首两端的观望。待时间成熟,条件如愿,他就挥师入关,对内战双方,从事"武装调停"。果然阎冯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拥华北了。嗣后张氏偕眷作京沪之游,与蒋府上下交往甚密,顾氏含笑告我说,"都为讨债而来"!是耶,非耶?我与少帅往还,尚在交浅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阶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发问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顾曾长住沈阳作少帅贵宾,深知内幕,与笔者所谈幕后消息甚详,亦颇足取信,笔者亦尝以他事,向少帅试探,亦每经证实。)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于数十年来,教与学之间的史料与见闻,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车儿,如何载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后有更多机缘与时间,再慢慢细述之吧。



在职业历史家看来,西安事变的故事,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只是没个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一番,故事就没有其应有的权威性了,张氏原有意,要亲口来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闻一以知十,对张某的故事,原没什么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亲口坦白,和盘托出,那才是职业史家规范的所谓"第一手史料"。如今结果还是一盘糊涂账。何以如此呢?除阴阳家所迷信的"命也,运也"之外,那就不是两万字所能说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笔者不敏,曾看了他几十年的戏,晚岁不知老之将至,还替他跑了一阵"龙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余,药裹关心,对少帅故事,哪里能说得完呢?本篇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书被催成墨未浓,我们就暂时,说到此地为止吧。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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