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成立，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撤消。从中顾委成立到现在，有20多年了。今天回过头看，中顾委在我们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此期间，一代老同志在他们的晚年创造了独特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凝聚着邓小平同志的心血，融会着他的智慧和贡献。
我从1983年初被任命为中顾委秘书长，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卸任，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整整5年。在这5年时间里，中顾委机关努力为老同志们做好“助手和参谋工作”，同时最大可能地为老同志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圆满完成了小平同志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建立中顾委，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在领导制度改革进程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小平同志率先向全党提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些现象，“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而这些问题，由于“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危害如此之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我们制度上的弊端。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悟出了许多教训。其中不可避免地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但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还只是限于对一些错误和弊端提出批评，还未认识到要去改革和完善这些领导制度；也有不少同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总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碰到的障碍。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导致我们领导干部普遍年龄老化、人才匮乏，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十分薄弱，以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新老交替遇到了很大困难。据统计，当时属于中央管理部门的干部中，65岁以上的占26.7%，61—64岁的占23.8%，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6—60岁的占27%，45岁以下的仅占1.6%。其中省、市、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30%为61—64岁，只有3%在45岁以下。
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必须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这项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废除沿袭多年的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为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新老交替建立制度上的保证。这就意味着老同志们必须要退下来。
在和中顾委的老同志们相处的日子里，对我党我军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他们早年参加革命，舍生忘死，都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他们革命了数十年，人生信念就是毕生革命。让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确有不少同志在思想感情上很难接受，工作上、生活上都不适应。况且，他们是革命先辈，开国功臣。谁先退，怎样退，退下来又如何安排，等等，都是前所未遇的难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障碍重重”，很不容易。从另一方面看，老同志们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丰富的经验和工作的魄力，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退下来后，怎样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得到妥善的安置，在领导职务新老交替的进程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方式。
面对这些问题，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他以独到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不仅明确地提出问题，而且明确地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倡导并主持建立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领导干部顾问制度。
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一次复出，就曾提出过要设立顾问制度。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当顾问的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对顾问，组织上要关怀，这个关怀有物质待遇问题，但是特别要注意对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关怀。”“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这要讲清楚，因为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了。当顾问的同志也要自觉。”“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这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这一主张，对顾问待遇、工作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初步构想。当时，首先在军队中设立顾问职务，这是后来领导干部顾问制度的雏形。
“文化大革命”结束、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几乎是逢会必讲。他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他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1980年，中央开始考虑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方案。
在中顾委筹备阶段，小平同志又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1982年，中顾委成立。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简明而精辟地概括了中顾委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两年后，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老同志退下来的重要意义。他说：“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
事实证明，实行顾问制度，特别是顾问委员会的建立，成功地从制度上和思想上解决了老同志退下来的种种难题，使一大批老同志顺利地退居二线，为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创造了重要条件。本来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事，在小平同志的运筹之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在中顾委建立后的几年中，老同志们根据切身感受，多次提出，顾问委员会的建立，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正是建立顾问制度这一“创举”，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从“终身制”到“退休制”的平稳过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稳妥的一步。这对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一“创举”的设计师和总指挥，就是小平同志。
薄一波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选出172名老同志组成中顾委。这些老同志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由于他们退出了一线，一批年轻同志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高层领导初步实现了新老交替。9月13日，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
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小平同志说：中顾委“是个新东西”，同时，又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中顾委的过渡性和时间性，有了明确的规定。
小平同志还指出，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小平同志还向老同志们提出了三条要求，首先，“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后来，针对一些具体情况，更明确地提出“不干扰”的要求。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
根据十二大党章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薄一波同志主持中顾委常委制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
遵照小平同志的部署和要求，中顾委的老同志们最为经常、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工作，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整党、协助中央解决一些历史的或现实中的问题以及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
小平同志之所以进一步明确提出选拔年轻干部的任务，是形势的需要。当时，培养人才、选拔接班人，的确是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在那几年中，关于接班人的问题，小平同志几乎也是逢会必讲，反复论述。
1979年，小平同志就对老同志们说过：“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小平同志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在《邓小平文选》中，有不下三处，小平同志每当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都提到同一件事。1975年，毛主席让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沉重打击了“四人帮”。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对人说：十年后再看！小平同志说，“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他告诫全党，“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在关于接班人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小平同志都在和老同志们“算时间账”、“年龄账”。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急迫和忧虑，感受到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1979年1月29日的邓小平
1979年，小平同志就说过，“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二十年后，在座的同志还能有几个人在？”
1980年，他又说：“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针对一些老同志对年轻干部缺乏信任、不放心的现象，他开导说：“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
在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抓紧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步骤。小平同志对此牢牢抓住不放，反复强调，坚持不懈，倾注了大量心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他有生之年，成功地实现党和国家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重要理论和丰富实践，对我们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中顾委的10年中，老同志们遵循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要求，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切实发挥了助手和参谋作用，忠实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其间，许多年事过高的老同志还分批退出中顾委，实现真正的退休；有些老同志在此期间去世，永远离我们而去，在中顾委这个最后的工作岗位上，奋斗到最后一息。他们所有的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就是支持、协助中央和各地、各条战线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把工作做好，把中国革命的班交好，尽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欣慰地说：“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加快了新老干部交替。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先后有141名老领导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全国范围内有180多万老干部离退休，330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央顾问委员会也进行了增选和调整，邓小平为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许世友、王震、宋任穷。
我到中顾委上任的时候，已经71岁了。离任时，正好76岁。从年纪上说，我在中顾委工作的时候，也是一个老年人，但在中顾委的老一辈人中间，我还算“年富力强”的。
接到任职通知的时候，我感到压力很大，有畏难情绪。一是自己年纪大了，刚退居二线不久，是国家体委的顾问，怎么又上第一线呢？再是中顾委机关岗位重要，责任重大，但它是一个新机构，许多事还在初创期间，工作该怎样做，心里没底。三是老干部们资格老，功劳大，是开国功臣，怕服务工作不好做，完不成任务。
当时分管中顾委日常工作的是薄老（薄一波同志）。我找薄老谈了自己的顾虑。薄老告诉我，这是中央的决定，你要服从，把工作承担起来。情况不清楚，有困难，不怕，边干边摸索。大政方针小平同志都确定了，具体工作他很放手，这是他的领导作风。你就放手干。薄老的话，使我打消了不少顾虑，增强了信心，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我深知责任重大，五年如一日，丝毫不敢懈怠。
在这期间，在中顾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一直是薄老。在中顾委刚成立的时候，小平同志就说过，“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我想减轻一些负担。”小平同志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全党、全国这个大局上。所以，中顾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都是向薄老请示、汇报，在薄老的具体领导下展开。
在5年中顾委的日常工作中，我时刻感受到，我们的工作，始终是严格贯彻中央的决定，严格遵循小平同志为我们确定的工作原则，执行小平同志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小平同志在历次讲话中提出的部署和要求，实际为中顾委设计和规定了一个工作的框架。中顾委的日常工作，中顾委组织机构的设置，都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
小平同志对中顾委机关的建设也有具体要求，“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所以，中顾委机关人不多，如果不算薄老办公室的人，从我到服务人员和司机，全机关总共才二十几人。
根据党章的规定，中顾委设有常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设有顾问委员会。但它们和中顾委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都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
为了让老同志们能更好地发挥助手和参谋作用，中顾委的在京委员编成几个党支部，定期召开会议，老同志们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充分交流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场合和机会。京外的委员，按全国大区的划分，编成几个组。每年都开一两次会，让这些老同志能及时交流情况，发表意见。
我们还随时为老同志们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保障和服务，安排老同志们参观、考察一些重要项目。一些老同志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就组织专题报告通报情况或实地考察，让老同志们能更多地了解情况，提出他们的意见或建议。老同志们也随时可以到机关来看文件，查资料，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及动态。
凡是老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都及时整理上报有关方面。在这方面，中顾委机关大量的工作，就是要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准确无误，畅通无阻。
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中顾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中顾委委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按规定做了详尽的安排，使相关工作落到实处，让老同志们满意、放心，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中顾委机关的日常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要做好“助手和参谋工作”的各项保障。再就是最大可能地为老同志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把他们照顾好。总之，中顾委机关工作的性质，就是为老同志们服务。
在中顾委工作期间，我深深感受到，小平同志在老同志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尊敬他，爱戴他，把他看做“主心骨”。有什么话，都希望能告诉小平同志；有什么问题，都希望能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真诚地响应他的号召，听从他的教诲。而小平同志则是这一代老同志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上，他自始至终坚持原则，以身作则，成为全党的表率。
中顾委刚成立，他就对在座的老同志说，“我想减轻一些负担。”两年后，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他又更明确地说，“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事实证明，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小平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走好这一步，使全体老同志心悦诚服。可以说，小平同志自身伟大的榜样作用，是中顾委得以顺利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重要关键。
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并经大会批准，辞去了中顾委主任的职务。当时，的确有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再继续担任主任。党内外许多人也都希望小平同志不退，什么职务都不退。这些意见，既是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来考虑，也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所以，在小平同志退休的问题上，是有阻力的。拿小平同志的话来说，“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但小平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态度非常坚决，力排众议，忠实履行他的诺言，带头退。
小平同志在个人退休问题上的决策和实践，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和伟大的政治魄力，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是小平同志的一大历史贡献。他的高风亮节，博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崇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选自《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
一副值得珍藏的对联，遇上用心雕刻的竹子，一起经历岁月，留下时光的痕迹。水煮历史推出竹对联私人定制，欢迎点击“阅读原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