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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诸葛亮”

2016-02-04 周维新 水煮历史

刘备早年投奔过何进、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像灾星一样,投谁谁倒霉,叛谁谁发达,好不狼狈。


“三顾茅庐”得到诸葛亮之后,刘备如有神助,东联孙吴、被拒曹魏、南收四郡、西夺益州,仅六年时间便“三分天下有其一”。


后人评价诸葛亮“多智而近于妖”,意指诸葛亮的智慧常人难以企及,但近代有一位比之诸葛亮丝毫不逊色的神奇的人物——蒋介石的幕僚杨永泰。只是蒋介石与刘备的命运相反,绚烂登场,黯然落幕……两分中国仅有百分之一。


蒋介石靠“中山舰事件”稀里糊涂上位,气走了汪精卫,但蒋介石根基太浅,原想靠北伐来摆脱粤系政客掣肘,没想到北伐让桂系势力壮大,攫取了胜利果实。就在最困顿的时候,盟兄弟、北伐军师黄郛,向蒋介石极力推荐杨永泰。


在杨永泰辅佐下,蒋介石"以经济对付冯玉祥,以政治对付阎锡山,以军事对付李宗仁,以外交对付张学良",三下五除二摆平了党内各大山头。接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使红军陷于绝境。然后“祸水西引”,摆平西南军阀。


就在图谋向当时最大的敌人——日本讨还东北的时候,杨永泰遇刺身亡。蒋介石的好运就此终结,“西安事变”之后几乎任人摆布。



1记旧账,“小诸葛”错失“老诸葛”


1908年,杨永泰凭《广东报》积攒的声望,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912年,杨永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1914年春,袁世凯解散国会,杨永泰离京南下,来到上海,与国会议员谷钟秀等创办《正谊》杂志。这年夏天,他与黄兴等人又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率先加入。


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杨永泰放下上海报务,回广东参与护国运动,入滇军将领李烈钧幕中。由于是广东人,门生故旧很多,筹备粮草门路多,李烈钧推荐他担任军务院财政厅厅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军务院取消,民初国会重新恢复。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人等旧国民党人组织政学会,杨永泰参与起草会章,成为政学会要角。


1917年7月,为了对德宣战问题,黎元洪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争持不下,张勋趁乱而入,拥立宣统皇帝复辟。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执政后,与梁启超派系联手,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修补宪政漏洞,选举新国会。于是,部分原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唐继尧、陆荣廷不满元首制,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也赞成合议制,故也不肯就职。孙中山本来内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但杨永泰为了与政学会共进退,推辞不就。


1917年秋陆荣廷、唐继尧在政学会骨干支持下,通电与北洋政府议和。紧接着,西南实力派联合改组军政府,把护法军政府原来实行的大元帅首领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失落的孙中山辞职离穗。作为政学会骨干的杨永泰,出任改组后的军政府广东财政厅厅长,并于1920年4月就任广东省省长。杨永泰上任伊始,踌躇满志,颇想有所作为,建设家乡。广州现在的北京路就是他拨款建设的。


无奈好景不长。1920年夏,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杨永泰自知在广州已无法立足,只得北上。1922年,杨永泰再度出任北洋政府国会参议院议员,但随着曹锟贿选丑闻被揭露出来,旧国会顿时解体。杨永泰到上海过起了蛰居生活。


1927年蒋介石下野,新桂系掌控南京政府,杨永泰伺机向李宗仁、白崇禧进呈万言书,献计献策,但李、白敬佩杨永泰的才华,却顾忌杨永泰与旧桂系、北洋系的合作经历,没敢纳入幕中。


2弃前嫌,蒋介石喜获真“孔明”


蒋介石有位结拜兄弟叫黄郛,早年在北洋政府做事,1926年应蒋介石邀请南下为北伐出谋划策。正是黄郛谋划,蒋介石才发动四一二政变。1928年初,蒋介石短暂下野之后复出,一次私下向黄郛抱怨良才难觅,黄郛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蒋介石当时忙于北伐一时还顾不过来对杨永泰作了解。之后熊式辉又将杨永泰的“削藩”妙计转述蒋介石,这才勾起蒋介石好奇。


在北伐战争中,滇军系统的熊式辉携赣军系统好友赖世璜,一道投靠了蒋介石。1928年春,蒋介石复出,任命熊式辉任淞沪警备司令,自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一。政学系与西南政府合作时期,身为李烈钧下属的熊式辉与杨永泰非常要好。


前有黄郛极力推荐,后有“削藩策”转呈,让蒋介石对杨永泰刮目相看。当时杨永泰正好在熊式辉的司令部做客,蒋介石急不可耐地前往拜访。


投闲置散多年,之前受过新桂系的冷落,蒋介石以总司令至尊下驾拜访,杨永泰有点受宠若惊。当蒋问到他对当今天下大事有何看法之时,他滔滔不绝。他把自己的“削藩策”主要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蒋介石为之折服。


左起依次是: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3法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从1930年冬开始,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但每次都被红军粉碎。1932年6月,蒋介石带着包括杨永泰在内的一些“高参”飞抵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杨永泰在会上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


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是一方面继续以军事来进攻红军,另一方面更注意运用政治力量来摧毁根据地。


为了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蒋介石颁布了《剿共区内各具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制度。


与此同时,杨永泰还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杨永泰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红军和根据地之所以壮大,除了“共匪煽动”,吏治不佳,还与“人心风俗颓败”有关。所以“剿匪”要“攻心为上,易俗为归”。


杨永泰在解释“礼义廉耻”的现实意义时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建议,再次叫好,说:开展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寓礼、义、廉、耻于衣、食、住、行之中,要人人以身作则,以礼义廉耻来“划一”全体国民的思想行为,防止“犯上作乱”;要各地方掌握军政实权的首脑,做到“进思尽忠,退思已过,军队服从”,要以新运动配合军事上的“围剿”,达到“两种战争一起打”之目的。


于是,蒋随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杨永泰接着又连续为蒋起草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演说稿,大造社会舆论,使这一运动迅速推向全国。老蒋让儿子蒋经国到靠近中央苏区的赣州任专员,把“新生活运动”搞得颇有声色,成为典范。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经过蒋介石的深化和推行,在第四次“围剿”和第五次“围剿”中加以利用,特别是在第五次“围剿”中被充分利用,给红军的反“围剿”战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4入四川,打造抗战后方基地


1934年底,国民党故意在西南方向让出一道口子,待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薛岳、周浑元率中央军尾随于后。这时撤销南昌行营,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川实力派刘湘为免中央军入川,积极围剿红军,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中央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


1935年7月,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调心腹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


5为国家,壮志未酬喋血街头


1935年3月杨永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11月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


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整顿湖北保甲制度,编整团队,“剿匪”、“清乡”。督促开展武昌市政建设,把省政府门前从平湖门到阅马场的平阅路翻修为水泥路面,改名为“彭刘杨路”;扩宽东厂口至大东门的马路,命名为“熊廷弼路”;开辟文昌门越紫阳湖往通湘门的沙石马路,命名为“张之洞路”;兴建武昌长街大马路(即今民主路);在蛇山抱冰堂南面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大楼。


就在杨永泰为民族复兴事业殚精竭力时,死神在来临。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经汉关乘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而倒。


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终年56岁。有志未逮也是诸葛亮的遗憾。


这起民国影响仅次于宋教仁案的刺杀案,凶手众说纷纭。拨开明显是故意布下的烟雾,不难猜到真凶。


现在有人假设:假如杨永泰不死,中国会怎样?


这个答案无解。杨永泰遇刺是必然的,什么时候遇刺是偶然的。


三十年代有一股暗杀风潮,推动中日两国滑向战争。相比于中国,日本政治家面临的死亡威胁过之无不及:


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被暗杀。

1932年,犬养毅首相被暗杀。

1936年二二六兵变,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锭太郎、元老斋藤实被打死,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过暗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如果不是张学良人性未泯,蒋介石也上西天去了。西安事变与日本二二六兵变性质相同,都是为了第三国安全,把中日推向交战状态。


这么说来,抗战与内战不可避免。一百年多来经过这么多劫难,后人要智慧起来,才对得起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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