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六院士的奥秘

2010年7月30日，中国科学界继钱学森之后再失巨擘，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钱伟长是我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

钱伟长被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师级人物，随着他的离世，中国的学术大师已成绝响。现在可以列出的很多文科和理工科方面的大家，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跟那个时代的大师比，无论在学术建树还是人格力量，都差了若干个档次。国人都在反思：我们现在还能够培养出大师级人物吗？

而让我们今天倍感惊奇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几乎各个领域都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钱伟长所在的江苏无锡的钱家，一门竟然培养出了六位院士！

钱伟长。钱伟长出身于江苏无锡著名的“一门六院士”的钱家，追寻他们的成功之路，相信我们能够得到深刻的感悟与启迪。

钱伟长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他先后担任中国多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名誉校长，校董事会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并且曾连续4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村，就是这个小村子，创造了“一门六院士”的文教奇迹。这六院士中，现在健在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另五位随着钱伟长的去世都已经作古，有她的父亲钱穆，堂兄钱伟长，以及同支的钱俊瑞、钱临照和钱令希。

作为这个文教传奇的唯一健在者，钱易先生感慨万千：“‘三钱’已成绝响，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去学习、追慕和深思。”

钱伟长起先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后来由于家乡失火，他又陆续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但学习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到了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在苏州中学任教的叔父钱穆读书，学习到了数理化和西洋史，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叔父生活。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他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起初，物理系主任根本不收他，经他软磨硬泡才勉强同意，但只能试学一段时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他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极度用功。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为呼吁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沦陷，他到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是英国人安排的行程，先让他们在上海等着。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

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后的4年里，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一起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成果卓著。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

“文革”结束后，钱伟长被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他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对上海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这就是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习负担，他提出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

钱穆。1990年去世的钱穆先生是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之余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同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钱穆先生被公认为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3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一个农村中学教师，没有任何文凭，仅凭一本书而一跃为大学教授，这在今天我们这个条条框框森严壁垒的时代中绝对是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事情！

钱俊瑞。钱俊瑞先生是中国农村经济和世界经济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与钱穆家族同属钱家一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宣传委员。1938年后历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1946年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赴延安，历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论委员会主任。1947年后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建国后历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国务院经济中心顾问，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和第三至六届常委。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对农业经济和世界经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

1906年8月28日出生的钱临照亦是钱穆家族的近支，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自然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早年研究发现了立方晶体滑移面间距随着晶体形变温度与晶体熔点温度之比的增加而加大的规律。在应用光学研究、多种仪器研制和推动位错研究发展、研制高灵敏度拉伸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并首创了干涉仪研究光学精细结构的方法。50年代在多项金属单晶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在中国开创了电子显微镜在固体物理研究中的应用。在中国科技史研究和推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对《墨经》光学成果作了系统发掘和整理。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临照。钱临照幼时与弟钱令希均在其父所办的小学校就读。1925-1929年钱临照在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就读，从物理老师胡刚复、严济慈等人授课中得益最多。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省兴宁县及上海市两地中学任教。一年后，有机会去沈阳，在东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教课之余，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在一架小车床上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材料和零件制成仪器，完成了当时被认为难度较大的密立根油滴实验和波长为2米的无线电波实验仪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被迫入关。正当钱临照彷徨之时，适逢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不久，虽然所里4名助理员编制已满，钱临照仍被严济慈所长额外录用，并在严济慈的指导下步入科研工作领域。三年内完成了两个课题：一是压力对照相乳胶的感光作用之研究，另一是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下产生电荷及其电振荡的研究。建所初期，经费短缺，人手不足，又值国难当头，广大爱国青年为抗日都有意学习一门有益于国防的技艺。针对当时简单的望远镜、显微镜亦全凭进口的困境，在严济慈的领导下，钱临照毅然选择了磨玻璃技术，试做简单的光学仪器。当时人人身兼数职，但上下一心，大家乐此不疲。

钱临照年幼时深受史学家钱穆治历史、重考据的深刻影响，从小喜读文史书籍。抗日战争时期，钱临照在昆明黑龙潭寄居于史学研究所，每当物理研究所工作之余，得史学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允许，可随意翻阅藏书。他无意中得到《墨经》一书，见内有不少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载，尤其是关于几何学、物理学诸条。再读梁启超著《墨经校释》一书，得知对这些科学记载尚未给予完善解释。在徐炳昶的鼓励下，他奋笔试写《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此文校释《墨经》中的光学8条与力学5条，以揭示中国在先秦时代的科学知识。全文载于1940年的《李石曾先生六十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弘扬祖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通报》和《物理通报》约请钱临照写白话文介绍《墨经》中有关物理学的内容。从此，国内研究《墨经》的文章不断发表。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来华，由缅甸入昆明，在黑龙潭与钱临照相见。李约瑟博士有志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两人相谈甚欢。当钱临照告以《墨经》中有科学技术资料时，李约瑟博士惊叹不止，两人遂成文字之交。钱临照十分尊重李约瑟博士，1990年底，年过80岁的钱临照还专程赴上海主持《弘扬中华优秀科学文化暨庆贺李约瑟博士九十寿辰》的学术报告会。

7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天体物理研究组，钱临照自告奋勇为该组编写的《西方宇宙理论评述》一书写下第一章“西方历史上的宇宙理论评述”。他花费3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共写出4万余字的稿件。文中介绍了19世纪以前西方的一些宇宙理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到西方中世纪黑暗时期，而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再到牛顿、康德直至19世纪赫歇耳父子，的工作，对前后2500年历史的西方宇宙理论发展概况作出评述。由此，他回顾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感到它富有东方色彩，自成体系，与西方迥然不同。

钱临照在读了张华的《博物志》中有“地有四游”之说后，发现我国在东汉时期已有地动学说。书中又说“如人坐舟中，舟行而不自觉”，钱临照认为这不仅表达了地球在运行，而且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来讲，可引申出物体在惯性系统中运动的特征。张华所引的是后汉的《尚书纬·考灵曜》，所以我国的地动之说应早于哥白尼、伽利略约1500年。钱临照以此意告知同事，即被同事写入书中和在国外登台报告，深受同行们的重视。戴念祖对《尚书纬·考灵曜》作了详尽考证后，以钱临照、戴念祖两人署名，将上述见解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

钱令希。2009年刚刚去世的工程力学家钱令希，是钱临照先生的胞弟，被誉为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38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优等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历任铁路桥梁工程师，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起在大连工学院工作，历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院长。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力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1991至1995年任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98年起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95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至第七届代表。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被评为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1994年被评为辽宁省功勋教师。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两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学术上，在结构力学、板壳理论、极限分析、变分原理、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主张力学为工程服务，并身体力行，在桥梁、水坝、港工、造船和国防等工程中发挥了力学研究的作用。鉴于电子计算机强力推动科技进步，在我国大力倡导建立计算力学学科，并在大连理工大学培养和带领出一支优秀的计算力学队伍，在工程力学和结构优化设计方面做出显著成绩。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易。无锡钱家的六名院士中，唯一健在的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女钱易先生。钱易先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 1981年至1983年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任访问学者，1988年至1989年曾在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任访问教授，1989年起，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学校讲学。现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

钱易先生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低耗废水处理新技术，对难降解有机物生物降解特性、处理机理及技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次。近年来致力于推行清洁生产、污染预防和循环经济，积极对国家环境决策献计献策并参与环境立法工作。累计培养硕士30余名，博士30余名，他们在我国的环境保护管理、教学、科研、产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曾应邀赴美国、荷兰、英国、香港多所大学进行讲学，2000年曾被选为富尔布赖特杰出学者访问美国7个城市并作了12次学术演讲，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代表性的著作有：《现代废水处理新技术》、《工业性环境污染的防治》、《环境工程手册》水污染防治卷等。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家六院士各个卓有建树，但是，钱穆先生竟然高中没有毕业，钱伟长先生竟然是严重偏科，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最终成为一代大师，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刻思考和惊醒的。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在今天，他们还能够成为大师吗？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