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的士

1

士的起源

欧洲的中世纪其实就是骑士时代。欧洲骑士制度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标志，中国的封建时代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

三代时期的中国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属于贵族，“野人”属于贱民。军事和政治是“国人”的专利和特权，“野人”被排除在外。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文武之间同样相辅相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乃仁道之异名，武乃义道之异名。仁与义同为人性之一途，文武也同为一途，非分别也”。西周初期，贵族阶层就通过学习六艺的手段来培养智识和武力兼备的武士。这些贵族武士都要通过“六艺”的严格训练。六艺科目不仅有礼乐数的知识，还有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如射箭和驾车；训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培养一名合格的战士，而是更注重培养“国人”的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人”是“士”的重要出处，至少从精神上如此。从“国人”到“国士”，士这个阶层诞生了。

东周晚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步入一个“士”的黄金时代。冯友兰认为：“所谓士之阶级，即是一种人，不治生产，而专以卖技艺才能为糊口之资”；“士字之本意，似是有才能者之通称”。《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和仁义之士等。

一般而言，中国的“士”主要指武士，比如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和吏士等；但也包括文士、隐士和侠士，乃至一些低级官吏。文士包括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和倾危之士等。隐士包括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和闲居之士等。

《韩诗外传》中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孔子说：“士志于道。”这与柏拉图的“道德即知识”惊人的相似。

中国的“士”在更多意义上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定义。道德之士被称为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等。作为为四民之首，那么何谓真正的“士”呢？《吕氏春秋·正名》中记载了尹文与齐王的一段对话：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

孔子说“小人谋食，君子谋道”，“君子”即“士”。在天下无道之时，只有“士志于道”。所谓“君子”，原先指的就是受过军事训练的贵族武士。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四方奔走，各封建领主争相蓄养“食客”和武士。“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武士崇尚节义尽忠、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奉公精神，游士和游侠构成当时中国重要的正义力量。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之后则是“士大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乘坐着马车周游列国，儒家将“御”和“射”列为必修的“六艺”之中，可见当时的尚武风气之盛。

2

武士道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受刺激，“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愤而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

在书中，他以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为典型，上至君王将相（如赵武灵王、信陵君、蔺相如等），下至村姑渔夫，诠释了已经遗失的“中国武士道”精神。这些超拔豪迈、慷慨悲歌的仁人志士，为了个人的名誉、人格的独立或国家的利益，不屈不挠，勇于牺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铮铮风骨令人想起曾经的中国。

梁启超赞叹晏子的“死国不死君”的做法，认为这是大义所在，这与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脉相承。梁启超指出，中国“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毫无疑问，这本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之一。

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启发，提出中国的“武士道”概念。所谓中国武士，大约来源于古老的“虎贲”。《孟子?尽心》注疏曰：“虎贲，武士为小臣者也。”武士实际就是君主的卫队。“虎贲氏”是武士最古老的称呼，在《尚书》和《周礼》中就已经出现。《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在战车时代，这些300名“虎贲”其实就是中国的“骑士”。《尚书正义》中说：“虎贲三百人，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周礼》说：“虎贲氏，下大夫。”下大夫位居上大夫和诸侯之下，贵为百夫长。“虎贲者执王之器械，行则防护者焉”。

梁启超特别推崇春秋时期的尚武精神。当时中国之所以民风强悍，是因为诸强争霸，“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于是，上自君主，下至黎民，无不以尚武为荣，“有势位者，益不得不广结材侠之民以自固，故其风扇而弥盛，名誉誉此者也，爵赏赏此者也，权利利此者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春秋战国间，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武士，因为受领主贵族厚待和器重，比如鲁庄公厚待曹沫、智伯施恩豫让、严仲子器重聂政、吴公子光礼遇专诸、燕太子丹打动荆轲，这些武士不惜献身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中国的“士时代”。

“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豫让为晋国智伯家臣。 晋出公 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 赵 ﹑ 韩 ﹑ 魏 共灭 智氏 ，赵襄子还把智伯的 头盖骨 做成饮具。为了给智伯报仇，豫让数度行刺赵襄子，以至被赵襄子擒获。赵襄子感其“天下之贤人也”而释之。豫让自己毁容后再度狙杀赵襄子，结果失败被擒。赵襄子不解地问：“过去你投奔范氏，后来才投奔智伯，为何只忠于智伯呢？”豫让道：“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他们以平常人待我，我自然也以平常人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然要用国士的壮举来回报他”（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司马迁这样记载：“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出自豫让之口的“士为知己者死”成为中国骑士时代最响亮的一个口号。豫让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他追求的是一个人的平等与尊严，即使在贵族面前。《战国策》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这样的小事上，一个有尊严的人也不能容忍任何不平等。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想见，“士”作为人格精神在早期中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共识。

3

士的没落

春秋之士文武双修，战国之后，贵族没落，文武开始分离，文士谓之“儒”，武士谓之“侠”，儒重名，侠重义。“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戳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无遂无闻矣。”（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

“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过早出现的专制制度和法家思想结束了中国的“士时代”。《晏子春秋》中记载的“二桃杀三士”，其实是对中国古代“士”精神的一种悲叹和嘲讽，权谋之术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常言说“士可杀不可辱”，专制集权以后，或者杀或者辱，“士”作为一个精英物种终于灭绝，“葬之以士礼焉”。武士（骑士）本是封建制度的产儿，一旦封建制度不存在，武士阶层也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合法性。顾炎武说：“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

秦国“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李）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以法家思想创立极权专制，焚书坑儒，禁民间谈兵事，收缴民间武器，官吏体系文武分离，以文官节制武官。“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郡县制度消灭了私人领主，流动性的文官结合当地的胥吏执行政治职能。统一组建的军队成为唯一的暴力集团，甚至招募流民囚犯为兵。

贾谊在《过秦论》中有一段精彩的记叙：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始皇为中国的武士时代打上了第一根镣铐，武士从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从某种意义上，《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胯下之辱”更像是一个隐喻，武士似乎还在，但武士精神早已没有了。

淮中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老子崇尚“不争之德”，他曾说：“善为士者不武。”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士传统越发式微，尚武精神进一步衰落，腐儒构成的文官与酷吏垄断了权力体系。“能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及至宋代杯酒释兵权，理学倡言“主静”和“守雌”，儒家六艺仅剩下一个“书”。“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秦汉以降的中国不是被野蛮异族以暴力征服，就是被黑化的官僚权力以阴谋奴役，民间已经失去了任何正义抗争的精神和力量，流氓文化大行其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当士沦为精神的阉者，中国就成为一个放大的禁宫，精英群体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只能望眼欲穿地等待权力的临幸。

美国汉学家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中写道：“在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政治斗争紧张的‘战国’时期，‘士’本身就已经具有尚武精神，这在经邦治国和哲学问题之间充满活力的理智纷争中体现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祖先——称做‘儒’的最初文人。……随着封建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的建立，以及汉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02年）巩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便丧失了他们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某些自主地位和活力。一旦皇帝被抬高到尘世和天界的至尊地位上，旧日的‘士’再也不能要求，甚至希望订立契约性的关系。……从公元2世纪以来，学者们以‘儒家’而知名，他们等待着被全能的天子所擢用。宋代（960—1127）以后，科举制度成为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机关的唯一正式途径，知识分子的自主范围受到更进一步对限制。”

4

士的分野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就如同印度的婆罗门一般，中国的士人正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两千多年来，士人无疑的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仍然如此。”与多元开放的骑士文化相比，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体制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束缚更强。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整个文明社会一直保持“士农工商”的大致类似结构，“士”作为社会各阶层之首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士”在中国指“儒士”，在日本指“武士”，在西欧则包括城堡的骑士、大学的学士和教会的教士这三种社会中坚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种文化特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话，那无疑是马镫上的骑士文化。骑士文化就是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中最大的一个气质差别。假如没有骑士文化，也就没有西方文明。如果再深究一步，没有骑士文化就没有现代民主社会。

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在东西方都出现过，根据韦伯的说法，“武人的训练与士人的训练分开”的“结果是武人在中国被蔑视，就像在英国武人在这二百年来所受到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与武官平起平坐的”。

中国的“士”本是文武兼修的，战国以后，文士与武士分立；文士走向官僚和士大夫，武士被边缘化。吴晗这样解释中国的士传统：

在春秋时代，金字塔形的统治阶级，王、诸侯、大夫以下的阶层就是士。士和以上的阶层比较，人数最多，势力也最大。其下是庶民和奴隶，是劳力者，是小人，应该供养和侍候上层的君子。王、诸侯、大夫都是不亲庶务的。士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时是治民的官吏，在战时是战争的主力。就上层的贵族阶级说，是维持治权的主要力量，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要崩溃，连身家也不能保全。……就职业的区分，士为四民之首，其下是农工商。再就教育的程度和地位说，士和大夫最为接近，因之士大夫也就成为代表相同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一个专门名辞。

……在封建时代，各国并立，士的生活由他的主人——诸侯或大夫所赐的田土维持；由于这种经济关系，士只能效忠于主人。到了秦汉统一的大帝国成立以后，诸侯大夫这一阶层完全消灭，士便直属于君主、于国家，忠的对象自然也转移到对君主、对国家了。

清初思想家颜元曾经这样描述尚武之风沦丧的中国，“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从宋儒讲明性理之学以来，士的地位越高，名气越重，这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与现实距离越远。晚清时代的郭嵩焘说：“士者，国之蠹也。”

科举制度取消之后，中国成立新军。《新军制方案》规定，凡被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江苏省甚至规定军人“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以绅衿看待”。中国传统的四民结构“士农工商”从此变成“兵农工商”。

孔子曾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意思是说，平民接受七年教育，才可以成为军人。近代以来，这种古风彻底颠覆了，变成由军人来教育平民，比如“军训”。在传统知识分子（“士”）被边缘化的同时，军人（“兵”）开始占据现代政治舞台。“自古养兵无善政”，因为缺乏贵族传统和骑士精神，粗鄙的军人政治导致社会暴力化和权力化，这种反文明的精英文化与现代民主精神渐行渐远。

5

官僚体制下的兵

历史非常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地点，却总是会出现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事情。比如中国春秋时代的文化质地与欧洲骑士时代就非常相似。

春秋时代，在郑囯虢地曾召开过一次“弭兵大会”，其目的是罢兵停战，呼吁“世界和平”。各囯都派代表参加。开会期间，突然传来鲁囯出兵攻打莒囯的消息，这令各国代表感到愤怒，以至于要杀掉鲁囯代表叔孙豹，以此来表示对鲁国破坏停战的惩罚。晋囯代表乐桓子想救叔孙豹，但却遭到叔孙豹的拒绝。叔孙豹很平静地表示，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闻听此事，晋囯囯君说：“临患不忘囯，忠也；思难不越规，信也；图囯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大家深以为然，叔孙豹就安然无恙。据《左传》记载：范宣子曾问叔孙豹，什么是死而不朽？叔孙豹的回答时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对欧洲来说，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不仅早就了一个主导社会的精英群体，也培养了普遍的尚武风气。相比之下，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的这种广泛影响恰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没有或缺乏的。可以说，骑士文化是西方文明对人类的一大奇特贡献。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完成这种对男人的文明“教育”。中国男人少有这种优雅得体的绅士风度，或者是阴柔的贾宝玉型，或者是无耻的薛蟠型，或者是革命的焦大型。经过2000多年专制体制的阉割与打磨，真正大智大勇的成熟男性在中国已为凤毛麟角。

秦汉之后，中国军人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民，甚至是被抓来的壮丁，谈不上任何对战争的尊严感和神圣感，更不用说正义精神。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

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将中国秦汉以后的文化称为“无兵的文化”，因为“尚武”精神和“武德”消失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雷海宗尖锐地指出：

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

“军队从英雄的格斗转变为训练有素的部队，这种社会学上的基本变化，中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完成”（韦伯）。不仅如此，中国的官僚文化同样远在中国人骑上马之前就已经很发达。周成王时代的金文就有“卿士寮”，那时就已经建立了繁复的官制。《周礼》实际就是周官制。到了先秦时期，关中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率先建立起了一个偌大的财政、民政、刑法和军事体制。儒者游士等精英都被韩非子斥为“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都是君主绝对专制的敌人，遭到权力镇压。

“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秦始皇彻底颠覆了这一古训。秦国发展较晚，但其专制制度却发展特早，几乎没有什么贵族。秦始皇本人就是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自秦始皇创立皇权专制体制后，传统的贵族教育“君子六艺”走向没落。“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在文化禁锢与权力（暴力）镇压之下，那些所谓的贵族只是些有名无实的伪贵族，既没有封地，也没有独立人格，只不过是些高官厚禄依附于权力的高级奴才而已。没有贵族，也就没有贵族文化，只剩下不择手段获得权势的流民和流民文化。《商君书》中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所谓“弱民”，就是用弱民除掉强民，用不才杀掉才民，使社会彻底平庸化，从而容易治理；以流氓来治理，使帝国保证强悍，“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贵族精神与“士”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春秋列国中，齐国是最具贵族传统的，“冠带衣履天下”。齐国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有招募蓄养勇士的习惯，这使得武士道成为齐国和齐人最为醒目的标志。孟尝君之好客与养士独步天下，令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都望尘莫及。孟尝君死的时候，为他自杀殉身的烈士达100余人。楚汉争霸时期，齐王田横兵败，最后在海边自杀，500名壮士随他自杀。其场面之惨烈可想而知，主辱臣死，国破士亡，这一幕悲壮的历史曾经多次在中国上演，最后一次是在崖山——那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田横五百士”堪称是中国武士道的谢幕之作，惊天地，泣鬼神，司马迁称之为“高节”和“至贤”。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大概是中国骑士精神最后的绝唱。杨度为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所作序文中写道：

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人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洲人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故中国今日之人，明知国家之危亡，犹可颂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败，犹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无罪，由可诬曰当诛。

6

从士到仕

汤因比把汉帝国的刘邦和罗马帝国的凯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当时分别主宰东西方世界的英雄。但就中国历史而言，人们更赞赏的是贵族出身的项羽，而不是市井流氓刘邦。

《史记》中记载，刘邦做了皇帝后，对他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说，父亲常说我是无赖，不会积攒家业，没有二哥的本事大，你现在比一比，是二哥的家业多，还是我的家业多？从叔孙豹到刘邦，历史就这样颠覆了。在鸿门宴中，刘邦为了躲避危险，竟然从厕所中逃跑。

出身市井的流氓刘邦极不光彩地夺得天下后，身边立刻聚集了一批像陆贾这样的文人官僚。尽管刘邦常常拿这些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但他们还是不忘引经据典地告诉刘邦如何统治驾驭民众。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说，你大爷我骑着马得了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一本正经地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有了陆贾这样敬业乐业的模范官僚，专制帝国怎能不久远。“萧何是秦吏，西汉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做成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对官僚体制下的汉帝国来说，多一个李广少一个李广是无所谓的事情（李广面对刀笔吏不得不自杀），更不用说马镫了。因此，中国只有骑兵，而没有骑士。

与西方骑士文化相呼应的是中国的官僚文化。以研究“文明的冲突”闻名于世的亨廷顿曾经说过：“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范围内，把官僚体制从初级形态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现代形态，中国人无疑为全人类做出了最为持久的贡献。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说：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天下理焉。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秦汉以降，儒士成为中国唯一的“士”，这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以出卖才智、服务于体制为目标，熟读儒家著作，通过科举制度的资格选拔后跻身仕途，这几乎是他们的唯一出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2000多年中国历史，传统的士大夫“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学而优则仕”，“士”变成了“仕”。正如韦伯所言：“中国的士人一般皆以出仕于君王作为其正规的收入来源与活跃机会，……随着中国国家制度的日趋俸禄化，士人原先的精神自主性也就停止发展了。”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荀子认为，知识分子当以道自任，《大略》篇云：“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一群离经叛道反体制的“名士”昙花一现，之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的绅士精神，并产生了文天祥、陆秀夫这样刚烈的文士。

战国时的荀子曾将知识官僚称之为“仰禄之士”，与传统的“正身之士”相对。“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崖山之后，蒙古鞑靼将儒士贬斥为与妓女乞丐并列的下九流，士文化从此斯文扫地。一个乞丐和尚创立的明朝以扒皮萱草和廷杖夺去了中国士一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到了帝国末日，士大夫钱谦益拒绝以身殉国的理由是“水太凉了”。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中国士族以孝为本，信奉祖宗崇拜，而满清天朝的剃发令则连这最后的底裤也撕破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至此，无论武士还是文士，作为士阶层的社会良心力量在中国基本灭绝了，只剩下一群“事君如妾”的绍兴师爷趋炎附势苟延残喘。直到启蒙运动西风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个全球化世纪才重新复苏，继而被贬为“右派”和“臭老九”，去知识分子运动此起彼伏，

体制复归于军人统治，犬儒化随之甚嚣尘上。

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发财致富成为举国上下的唯一共识。随着“四个现代化”甚嚣尘上，有人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谢冰心撰文《无士则如何》，“无士不兴，无士不昌”。历史则告诉人们：无士则朽，无士则亡。民国时期著名的“士”陈寅恪曾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历史是一句谶语，陈寅恪的这句话后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变成了现实。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传统儒士构成一个智力精英集团，它能产生适应帝国要求的官僚政治人才，也能产生学者，甚至能产生对其职业具有道德批判力量的官吏，但中国从来没有出现批判集团，也没有任何类似欧洲的坚定的社会异见传统。欧洲骑士们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年代常常被称为“黑暗中世纪”。在整个骑士时代，统一的中国无疑要比破碎的欧洲富裕发达得多。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和法家体制对人性人权的桎梏又使这里缺乏自由的土壤，难以生长出真正的“绅士”。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逃避现实体制的隐士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与中国类似，骑士制度和骑士文明也不可能在拜占庭和伊斯兰的哈利发国内发达起来。因为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拥有强大的皇权和发达的官僚机器，完全足以征税和维持统治。政教合一体制下，军人从来都没有形成强大得足以左右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没有产生类似的暴力文化。

7

中国的侠

鲁迅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在中国传统中，如果说孔子是文圣，那么墨子就是武圣。“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无论文圣还是武圣，对当时的“士”而言，都是文武双修的。孔子的“克己复礼”，与墨子的“尚贤”“尚同”“非攻”等主张都是一种对正义和文明的追求。梁启超对孔子和墨子都非常推崇，甚至将“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的孔子列为“中国武士道”之祖，“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

墨子及其弟子开创了中国“侠”的精神，“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述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侠然也”。如果说孔子重“仁”的话，孟子则以“义”当先，他认为一个志士当“舍生取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武犯禁”的“游侠”精神是东方专制主义文化下的特产，也最接近骑士精神。“侠之小者，行侠仗义、济人困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程婴和杵臼保护赵氏孤儿的故事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侠士精神，“救人于危，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失）言，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个故事在启蒙运动时期，被伏尔泰写成戏剧《中国孤儿》，在欧洲引发共鸣，可见侠士与骑士之间的契合。

曹植的《白马篇》实际就写出了一位中国游侠式的骑士：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乱世天教重游侠”，在一种等级森严的权力文化中，“游侠”基本上是一种特立独行反体制的非主流文化，“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随着封建传统的灭亡，在皇权—官僚专制体制下，游侠的“江湖”势必为“庙堂”所不容，也终难成大器。“游侠”之风到汉景帝以后就几乎绝迹了。汉景帝杀掉郭解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一个“布衣”郭解的号召力比他这个皇帝还大。如果将历史想前推移，这与孔子杀少正卯一脉相承。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是：“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从这一点来说，孔子被奉为中国专制思想的圣人绝非虚妄。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说：

我民族武德之斫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日，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为秦始皇，次摧之者则汉高祖，次则景武之间，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侠士尚有“骑士精神”的话，及至蒙古征服之后的明清时代，中国“侠士”们已经攀附权力自甘堕落，沦为专制权力的附庸。龚自珍嘲讽道：“田横五百人安在? 难道归来尽列侯!”鲁迅在评点《三侠五义》时这样写道：“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种民间力量可以制约权力，除非周期性的玉石俱焚，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与欧洲骑士文学类似，中国长盛不衰的武侠文学也是民间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等传统武侠小说中，所谓侠客其实都是些朝廷的鹰犬，而大多数现代武侠小说描写的都是江湖名利和阴谋斗争，与俗世官场争权夺利毫无二致。在欧洲文化中，罗宾汉和佐罗都是一个将东方的游侠精神与西方的骑士精神融为一体的美丽传说。“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