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344期：日本的“中国通”在华捣乱史
1浓烈的爱恨纠葛日本历史学家户部良一说"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原本是敬畏的对象，是日本文明的源泉，榜样式的国家。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败给了西方国家，日本人心中，中国已沦落为清国奴，老大迟缓的“支那人”，从此日本人开始用轻蔑的眼光看待中国人。"，但近代以来，日本陆军总有不少的“中国通”，到中国来，做中国军队的顾问，与中国军阀与革命党结下了长久的缘分，每一支军队与政治势力都有日本人的身影。 但中日两国最后却总是沉浸在恩怨战祸里，而日本陆军假想的敌对国，在日清战争后，原本是俄国，而最优秀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往往被派往欧洲各国进行工作，因此“支那通”只能算日本陆军的旁门支流，他们可以说是选择了一条不得志的道路。图为关于清日战争（甲午战争），日俄对马海战的浮世绘，以及司马辽太郎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坂上之云》，描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蒸蒸日上”的大时代。 2军阀与日本间谍成了朋友在1898年，作湖广总督张之洞军事顾问的大原武庆，算是最早的军事顾问，这也是日本陆军长期对张之洞游说的结果，当时日本军人主要是作为中国军事学校的教官。最初明治时期“支那通”青木宣纯，却是作为袁世凯特聘的军事教官。袁世凯在李鸿章死后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同时继续聘用日本军人作为军事顾问，比如寺西秀武，坂西利八郎，多贺宗之。 虽然按照清俄两国的协定，除了俄国人，其他外国人都不能做军事顾问，而日本人只能作为军事书的翻译者。但他们却承担了北洋陆军的教育工作，同时日人与袁世凯的幕僚，与段芝贵，冯国璋，段祺瑞等未来北洋军阀都成了朋友。他们与中国人打交道如此紧密，而后来的日本驻广东领事天羽英二信口说出“驻在武官就是间谍”的不负责的话。 3班志超与贺忠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清国学生人数亦日渐上升，例如在1907年指导了三年清朝学生队的区队长岗村宁次，到了1920年，就被他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不过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支那通军人仍旧是青木宣纯。当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应承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的请求，组织日清联合敌情侦探，利用中国马贼团威胁俄军侧后翼，并与袁世凯联系，得到了他的支持。袁世凯甚至与日本国的参谋次长田村恰与造达成秘密协议，进行清日情报合作，袁世凯将满洲和山东的清国军事谍报机关交于日本人合作，这也是早在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就开始的中日军情合作。 当了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不仅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留了长辫子，袁世凯甚至叫他“班志超”，另一名日人多贺宗之也被赐名为“贺忠良”，坂西与中国政界走的太近，甚至受到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警告，坂西赌咒发誓说“我绝不是旧式支那通那样豪言壮语却心里没底。”图为袁世凯以及当时在一战时阅兵的中国军队。 4发了疯的着迷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陆军对中国革命猛烈迅速的传播表示震惊，派出了不少“支那通”军人到中国搜罗情报，当时日本政府与陆军都希望清室继续存留。而坂西利八郎却得出了清王朝无望的判断。在武昌军校担任顾问的寺西中佐，向陆军报告说，武昌起义和通常的叛乱不同，很快将波及长江一带。参谋本部则说寺西是发疯了，后来虽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却对寺西建议支援革命军表示不快。日本政府并不支持革命派，而是决定保留清廷，由日后臭名昭著的满洲大将本庄繁交给寺西指导电文。 但本庄繁少佐当时也倾向援助革命军，据被黑龙会派遣的北一辉说，本庄繁曾担任为革命军购买武器的中介，向北一辉提供军事情报和地图。寺西还说“打算脱去军装，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直接援助中国革命军。”但这些“中国通”的日本军人，并不是凭着对革命的共鸣，而是希望对南方新兴革命势力的扶植，而扩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 5中国通们帮倒忙青木宣纯，坂西等人在北京不仅为日本收集情报和实施对华政策，也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及厚待，袁世凯认为坂西是与日本陆军之间的联络渠道，而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当二次革命爆发，日军因为被视作南方革命派的同情者，而遭受到北军的监禁和暴行。因此坂西等人在向上司报告中，竟然说“支那都是愚民，满清也好，汉族也好，日本必须实施将来要做的支那吞并，只要进行善政，日本统治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青木也主张“支那继续放任，帝国面目威严则日益低落，改善对支关系将成为空话”，这些自命中国通的日本军人，竟一厢情愿认为“要进行保护指导，必须要在他们面前显示威力”，他们甚至大放谬论“支那不依赖日本，则作什么事都不顺利”，但这些狂妄的中国通们，自认为在利用当地的实权者，实际上他们始终被中国军阀们和实力派政治家所操弄。 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是受到日本支持的典型例子，张原本出身东北马贼，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向俄国出卖情报而被日军捕获，但田中义一指示部下留他一命，于是张作霖与日本陆军从此有了缘分，张使用前任奉天将军留下的日本顾问，当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而日本在奉天随即设置了特务机关，也是因为张作霖的势力扩张所致。当吴佩孚与张作霖的争斗陷入白热化，日本陆军顾问常常自作主张，从那时已经令日本外交陷入了泥沼，十分狼狈，令国际社会对日本误解极多。图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及日籍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和他的副官土肥原贤二。 6三国志游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军事顾问寺西武秀从中斡旋，策动冯玉祥反叛吴佩孚，甚至使段祺瑞与张作霖出钱出力，拿出100万日元支持冯玉祥。对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的不干涉主义，日本陆军大臣宇恒一成只是哼哼一声冷笑。同样是日本的中国通军人，叮野则参与救助吴佩孚，认为吴佩孚就此消失在政治舞台，实在可惜。对于这些日本军人来说，他们以为操弄支持军阀，就像是进行“三国志”的游戏，但实际上这对日本却是徒劳无益的。继续支持满蒙王族的日本浪人也大有仍在，川岛浪速就希望将清室王族如肃亲王接回满蒙，以此置于日本卵翼保护，与中国本土分离。 在1926年4月，坂西利八郎对张作霖打败段祺瑞，开进北京，自封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厌倦。他说“这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小丑们粉墨登场的闹剧”，他认为在军阀的统治下，中国的建设只是一个“梦想”。事态正走向破坏。图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他将清室肃亲王的女儿金壁辉收养为女儿，改名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日后为满洲国的建立奔走，成为著名的大汉奸。 7炸死了张作霖孙文逝世后，北伐军日益向华北挺进，在本庄繁的眼中，“奉天军阀沉湎于赌博和放纵，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南方派则在认真地推进国家革新，得到了下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共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极力劝说张作霖退出北京，返回东北，承诺日本可以保护他的利益。张作霖在返程的列车上，却不意被关东军的河本大佐炸死，因为愤青河本痛斥“与张作霖合作的町野武马，松井七夫是寄生虫和虱子，张作霖忘恩负义！”当时日本陆军中坚成立的“二叶会”等研究小组，新生代的“中国通”如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认为应该在“满洲”扶植新的亲日势力，“排张论”喧嚣尘上。虽然河本自作主张炸死了张作霖，张作霖的儿子却易帜回归国民政府，河本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河本大作曾说过：“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而河本失败了的计划，却由另一个"中国通"石原莞尔继续，终于发动了918事变攫取了东三省，不过石原的野心也仅止于“满蒙生命线”，一度反对将中日战争扩大化。 8孙文是将全部生命投入了的英雄当辛亥革命爆发，风暴波及到关外与朝鲜，日本的青年将校都为之热血沸腾。朝鲜师团的石原莞尔带着士兵登上山，为新生中国的前途而欢呼。而坂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等人恨不得从日本陆大辍学，提前支援中国革命。在1922年前后，一名日本青年军官佐佐木到一，在广州与国民党接触，出入孙文的列车，他赞赏“孙文是有远大志向而没有野心的人”，说黄埔军校是有日本传统的学校，却引起了同僚的嘲笑，陆军省的局长小矶国昭取笑他说"佐佐木，革命还没有开始？"，大川周明责备他用“先生”来尊称孙文。但在佐佐木的心中，孙文是将全部生命投入了革命的英雄，值得他去爱和尊敬。 佐佐木说，“我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受到‘吹捧’孙中山的诽谤”，在这样的‘孙文观’延长线上，他说国民党人与军阀不同，没有私欲私利。在佐佐木的心中，“军阀是中国统一的障碍，把扒手，小偷，流氓组成的团伙叫做军队非常不值。他们一是为了钱，二还是为了钱，就是穿着军装的土匪。” 9中国通变成屠杀犯然而日本军人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总是建筑在获取日本的利益与特权的前提下。即使是佐佐木这般希冀中国革命军，对“倒在病床的孙中山”充满倾慕与惋惜，却因北伐军节节胜利，中国高涨民族主义情绪而轻易感到失望。认为中国虽然统一，却对日本没有回报和关注，他说“革命堕落了”，他无视济南事变中国人死难事实，屈从日本国内要求报复的压力，高呼“好汉蒋介石请谨慎从事”。佐佐木愤愤然改弦易辙，从事训练“满洲国军”，甚至在1937年率领部队冲入南京城，成为屠杀中国残军的主力之一。佐佐木最终在战后被逮捕，1955年因为脑出血而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佐佐木到一最终沦落为屠杀中国人的战犯，而在1985年台湾的孙中山纪念探讨会上，中国历史学家陈在骏愤愤的对着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说，佐佐木就是最典型的日本军人，坏而虚伪，反而日本文人相对比较坦诚。 10捣乱到底日本的“中国通”军人，自命对中国了解，但实际上对中国的认识片面，认为国民政府亲英美，抛弃日本而不值得信赖。关东军在中国行动越来越强硬，使得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而亲日派愈加衰败，受到绥远事变和西安事变影响，日军报告说“支那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之心和国家思想抬头，在社会广泛宣传.....”新一代日军“中国通”军人则热衷于扶植蒙古德王，华北占领地政权，启用王克敏和梁鸿志等旧北洋官僚，在华日军以鸽工作，鹰工作，狐工作等行动来命名，企图分化蒋介石集团，诱降西南军阀的工作称为山工作，采取非常手段瘫痪国民政府的法币工作称为海工作，而日本将国民党特务和反日社团赶出了华北，却给了中共成长壮大的空间。 而日军中国通此后在华一片乱象，例如忙着设立松机关，企图策动吴佩孚出山；影佐桢昭设立的梅机关，成功的诱使了汪精卫参与所谓的“中日合作工作”，但影佐的梅机关没有心思研究中共，他们的首要敌人还是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图为影佐桢昭与汪精卫。 本文素材来自 户部良一的《日本陆军与中国》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