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进步史观，去衡量古代中国

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与文明的态度极为矛盾复杂。

有些人——多数读过几年书的知识人物，对旧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他们受近代宣传家的影响深重，只要一提及旧中国的历史，马上就将之与黑暗、压抑、专制、残暴、愚昧等最贬义的词联系起来；似乎这数千年来，我们的历代祖先都生活在地狱里。以柏杨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甚至说中国古代就是个大粪缸，我们的爷爷的爷爷们，奶奶的奶奶们，都是其中可怜而无知的蛆虫。

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抱有美好的情感，持强烈的自豪态度，动辄就说我们的古人如何如何了得，譬如一提到西方的某些科技发明，他们就论证这些东西其实中国古人早就会造。可以说是盲目崇古。

因此，近来社会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景观：

一方面传统文化趋热，有些人开始喜欢读古书，说古事，对古代历史产生了温情与敬意；另一方面，一些人则痛心疾首，不惜要用最恶毒的语言予以抹黑、咒骂。一方面古代的历史剧、宫廷戏、人物八卦及评书演义之类节目，在现代传媒上热播，深受大众喜闻乐道；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对此忧心忡忡，说中国大众的心智之所以流连在古代，是残留的奴才心态作怪。

这种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不同认知，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严重的价值观念的分裂与对立，其影响投射到现实与未来，孕含着极大的容易导致内斗与摩擦的风险。

而如何消除这方面的分歧？寻找共识，客观地看待我们的过往，也便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

不管我们主观上承认与否，中国的存在，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就古老的程度而论，中国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但那些比它古老的国家—--苏美尔人的、埃及人的、印度人的—--早已灰飞烟灭，现在生活在那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与那些古老文明不仅在文化上没有多少直接的承传关系，甚至在血统、种族方面也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以疆域论，中国不是拥有领土最多的国家，历史上的蒙古大帝国，现实中的俄国都比它辽阔；但蒙古大帝国仅仅昙花一现，俄国作为受人瞩目的大国的历史，最多不超过400年。

因此，中国文明的独特，首先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今日的中国人，尽管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但我们在风俗习惯、言行举止、思想信仰方面仍与我们遥远的夏、商时代的祖先保持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的某些显赫家族的族谱一直可以上延到周朝，曲阜的孔氏家族甚至能将他们家族的历史上溯到商代。其次，在于它庞大的规模（主要指疆域与人口），中国在希腊时代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在罗马时代也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帝国时代还是，在伊比利亚时代仍是，在今日的美国时代依旧是。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曾让西方的史学家很不安，在“发现中国”时期，它让那些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世界史的人，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国历史的另类问题。在马克思时代，它让这个无产阶级圣者在论述他的唯物主义史观时，不得不在中国问题上含混其辞。

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与文明，必须先要有正确的关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大思路，否则大的方向错了，在错误的方向上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这里我要阐明两个史学原则。

一、人类不管怎样努力，都永远不会发展出一个无痛苦、无悲剧的天堂式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类社会虽然能从低级阶级向高级阶段进步，但并不表明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就一定比它的次高级阶段或中级阶段更完美；换句话说，未来未必一定比现在或过去更令人满意。从长远看，追求不断进步是个错误，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一种事物能永远处于成长阶段。

这里需要先弄清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近乎完美？对于这个问题，我同意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的观点：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相统一。具体的指标有：（1）能长久、稳定的延续；（2）物质、文化事业发达；（3）人民的满意程度较高。以这三个指标衡量世界各文明体，有资格谈论完美的或许只有三大文明，即近代的欧美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

但近代生机勃勃的欧美文明显然有反自然秩序的倾向，而且其存在的时间向多处算不过五百年，向少处算不过三百年，它是否能再稳定地延续五百年？结论并不令人乐观。古代印度文明，若从雅利安人全面人侵算起，其长久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三千年，但这一文明缺乏自我保卫能力，经常被各种入侵者冲得乱七八糟。这其中只有中国文明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近乎完美；然而新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乎完美的中国文明会被不完美的欧美工业文明战胜，最后不得不学习欧美的工业文明？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拿体育赛场上的事作比喻：近代欧洲是个经过专业竞技训练且经常服用各种激素的运动员，它高举着“优胜劣汰”的旗子蛮横地要与专心于农耕的中国竞赛，农耕的中国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而且要想不被淘汰掉，中国就必须学着欧洲的样子训练自己且服用大量激素。我们当然不能认为经常服用激素的运动员拥有正常人的健康。

二、人类历史上比较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文明类型有三种：一是游牧型文明；二是农耕型文明；三是工业文明。这三类文明各有一套适用于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我们不能用农耕文明的价值标准去评判游牧社会，也不能用工业文明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农耕社会。在西汉时期，曾发生过汉朝使节用农耕人的价值标准去评判游牧人的事件，结果遭到匈奴代表中行说的强有力反驳（他的辩辞被司马迁记录在了他的著作中）。

尽管农耕文明显著优于游牧文明，但有个不争的事实是，农耕人如果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上，他若想长期生存下去，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是听从中行说的教导，放弃农耕社会的价值标准，“人乡随俗”；相反，如果游牧人想过上较美好的生活，到农业区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他们也最好接受中国的教化。

欧洲的工业文明虽然挟强势瓦解、降服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但如果用它的价值观念诸如进步、自由、民主、科学等去评判渐渐逝去的这二类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农耕文明，显然不合适，这样做很容易给中国的农耕社会贴上黑暗、禁锢、专制、愚昧的标签。

须知，进步、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观念有很大的相对性，它们在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在各民族国家内，无疑是非常正确、神圣的；但古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它对外不与其它国家竞争，对内只关心社会秩序的和谐，这类观念对它有害无益。

毫无疑问，假若用中国农耕文明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今天的工业社会，那么工业社会的病态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可以解释清朝未季，中国的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诱惑为什么迟疑且忧虑。

用这样的方式对现代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对中国的农耕社会予以颂扬，并非为了表明一种复古主义倾向。在这里，我只想破除现代人对工业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念的迷信，这对当今的中国有两重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普通民族国家，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国际丛林中求生存，必须全心全意地走现代化道路，不择手段地争取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必须追求不断进步，必须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建立民主政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用非理性且激进的态度，先去否定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除了在国民内部制造分裂，及助长一部分人的极端情绪外，毫无益处。

第二重意义在于，中国应对整个人类的前途负起一部分责任，它需要深刻理解工业文明的本质，清醒地认识其优势与缺陷，毕竟工业社会就像一列奔跑起来却无人操纵的列车，我们不知道它要把人类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