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留美学生怎么看曾国藩？
若干年前央视曾播出过一部影视纪录片《幼童》，人们一定记得影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容闳，他被称之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人，由于贫困，家里无钱供他上学，在他七岁那年，他被父亲送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校长是德籍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温斯娣，让人感叹的是，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和鸦片战争挑起者查顿募资修建的。
1841年秋，容闳进入布朗教士负责的马礼逊学校。1846年，布朗在回国前对中国学生说，他愿意带几名学生赴美国深造，容闳成为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去美国完成学业的学生。1847年1月，容闳到达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学校。三年后，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开始了他的中国梦的不懈追求——努力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正式是他的这一追求，与曾国藩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也由此赢得了容闳的高度评价。
1860年，容闳带着对太平天国的好奇心和想要实现的教育理想，于这年11月来到南京访问了太平天国，直到次年初才离开，前后四十天，洪仁玕两次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与他们同命运共创大业。容闳表示自己暂时还没有与他们共命运的考虑，这次来只是想看望老朋友，想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能否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供帮助。倘若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是会考虑留下的。于是，容闳有针对性地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洪仁玕在香港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对于建议，洪仁玕很高兴，因为七条建议与自己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的《资政新篇》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此后几天中，容闳与洪仁玕还就这七条建议作过探讨，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早已没了向上的进取心了，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即使是亲如族弟的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都被束之高阁。对此，容闳只能不无遗憾地说：“干王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比其他诸王或诸将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他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强盛的奥秘所在，因此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至关重要性和确切意义。但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这些建议的实施。”虽然，这些建议不能被太平天国所接受，可洪仁玕还是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命运，同创大业，他派人送来官印，封他为天朝的“义”，这是地位仅次于“王”的爵位。容闳婉拒了。在失望之际，容闳于年底离开了天京。
对太平天国的失望，使得容闳将目光转向国内其他势力，继续寻求实现自己抱负的力量。大约在1863年2月，也就是离开天京后两年，容闳收到曾国藩的幕僚张斯桂的信，信中告诉他，曾国藩爱才，听说他是从西洋留学回国的，就很盼望得到他的襄助，希望能到安庆。容闳接到信之后，开始心里不免犯嘀咕，是不是自己与太平军的交往引起注意，要将我诓到安庆杀害。这样一想，容闳决定在未弄清曾国藩的真实意图之前，暂时按兵不动为上策。两个月后，容闳又收到张斯桂的来信。本来，容闳还是犹豫不决，他不清楚自己的理想抱负能否在曾国藩那里得到实现，可张斯桂的这封信中附了李善兰的一封信，他不能不相信，曾国藩是出于真心实意结纳人才的。李善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又是容闳回国后在上海结识的朋友。李善兰信上说：“他已经在总督曾国藩面前介绍过我，说我接受过美国教育；说我曾在1857年为饥荒难民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赈灾款；说我渴望为国效力，使中国得以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李善兰在信中还特地交代说，曾国藩有重要的事业想委托我做。还说徐寿、华衡芳也都在安庆，他俩也是受邀来到安庆的。徐寿，今江苏无锡人，好专研自然科学，对数学、几何、化学、矿学、医学、光学、电学、汽机等，都下过苦功夫，是中国化学先驱，尤其是对机器制造更有深邃研究，在晚清就以博学多才著称。曾国藩在安庆、江宁（今南京）创设机器局，徐寿均参与其事，并与华衡芳合作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制轮船“黄鹄“号。华衡芳也是江苏无锡人，十四岁就弄懂了应用算术书《算法统宗》，并结识了徐寿。在此后的日子里，华衡芳除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外，对西方传过来的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博物等现代自然科学，加以钻研，取得很大成绩，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他与徐寿一起探索光学奥秘，“验得光分七色”。1860年华衡芳出版《抛物线说》一书，由徐寿插图，该书比当时国外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圆锥曲线学》中译本早了六年，使得此书在中国具有开创性意义。此时，华衡芳与徐寿均在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工作。李善兰的信彻底打消了容闳仅存的一点顾虑，他决定两个月之内就前往安庆。可曾国藩思贤若渴，于1863年6月，第三次让张斯桂去信，仍让李善兰附信于内，敦促成行。这封信很有效果，容闳这才不再怠慢。与曾国藩的见面，从此使得容闳的人生历程更加丰富多彩，也有了施展身手之处，从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1863年9月，容闳到达安庆。第二天，容闳名刺（当时的名片）刚一由侍卫递进，曾国藩立即起身将他请进。对这次见面，容闳有一段详细描述：“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之后，他们开始了对话。事后，容闳描绘了他见到的这位总督的形象：“他身高五英尺八九寸，体格魁伟健壮，肢体匀称协调；他方肩宽胸，头大而对称，额宽且高；其眼睑成三角形状，双目平如直线。不像蒙古人种那样类型的人所具有的特殊相貌”，曾国藩“浓密的连鬓长髯直垂下来，披覆在宽阔的胸前，使他威严的外貌更增添几分尊贵。他的眼睛为淡褐色，双眼虽然不大，但目光炯炯，锐利逼人。他口宽唇薄，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果敢明决和有崇高目标的人”。
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在中国创办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厂”。容闳受曾国藩委派，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工厂，并于1863年10月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这些后来成为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设备来源之一。但是，容闳更大的兴趣是办学从事教育，以教育救国，这是他回国立下的志向。容闳认为中国现时不论干什么，最缺乏的是人才。他曾想借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没有能够成功，现在他觉得有了时机。当1865年，他将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他就向曾国藩提出，应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立相应的机械训练所（兵工职业技术学校），曾立即表示赞同，迅速将其付诸实施了。
这大大鼓舞了容闳，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更宏伟的教育计划此时已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下，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计划终于有了结果。
丁日昌是首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非常欣赏容闳，所以他对容闳提出的留学计划鼎力支持。此时的容闳由于曾国藩的保举，清政府特授他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诣省江苏，尽先补用”。
容闳提出四条建议：
在这四条建议中，一、三、四三条都是陪衬，容闳真正关心的是第二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他说“它牵动着我整个的心，是我最渴望被采纳的一条”。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截了当只写第二条不就得了吗？原来，这个主意是容闳的中文老师教他的。在中国官场，上级批复公事，下级的要求总要遭受折扣，许多建议会被驳回，四条建议中，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回，第二条留学建议或许就得以成功。这一年是1867年。然而，好事多磨，容闳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建议直到1871才获得正式批准。从1854年容闳由耶鲁大学毕业，学成回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一心想报效祖国，到1871年整整十七年。期间，为了促成这一“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他不断努力、等待，再努力、再等待，从二十六岁等到了四十三岁，甘苦自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得以被朝廷批准，竟然是缘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正是由于“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突出起来。否则，只怕还得等待、再等待。1871年9月9日，这些计划终于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之后，便是“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成立，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陈兰彬受命任该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专门负责选派幼童留学与监督留学计划的实施。从1872到1875年一共四批一百二十名幼童出洋留学，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世人所熟知的詹天佑、唐绍仪就是这一时期的幼童留学生。遗憾的是这一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立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1881年，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的守旧势力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近百名即将在美国各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不得不挥手告别那些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大学，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
1872年8月11日，经清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的率领下，中国第一批成规模的官派留学生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在这30名留学生中，后来较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周寿臣、梁敦彦等。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很高，认为曾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无疑是他同龄中以及他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最高军事将领，他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他凭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从具有高级学术成就的翰林升为进攻太平军的清军最高统帅。”
在容闳眼中，曾国藩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这就颠覆了传统观念对曾的认知。容闳说：“七八个省的财政收入全由他自行处理，这些省份的行政大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任免，也全由他控制。权力之大，几若王权。所以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崇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有着很大才干的人：“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
容闳表现了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正直君子感到幸运。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善于用人和爱才的将帅之才、封疆大吏。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中，大大小小的官员有二百来位，除了其中一百位是幕僚、还有少量的候补官员外，余下的七八十位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这其中有法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这些人都被曾国藩网罗到府中。“总之，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敬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容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的伟大不在于战胜太平军，更不在于收复南京，他的伟大在于他伟大的德行——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曾国藩去世，容闳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最后评价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就他个人的品德而言，超过同时代的人，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其峰巅为无穷尽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纯净洁白和宁静无扰的环抱中，永远那样的泰然安谧。”
也许容闳有溢美之词，但历史上的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大节不亏，小节可敬，不取任何不义之财，“每日三省吾身”，善于用人，有容人之量，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被左宗棠斥责、人后贬低“涤生（曾国藩字）才具略欠”，天京城破时上奏揭发曾氏兄弟让数千太平军包括幼天王洪天富贵突围出去，为此，曾国藩后来花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然而，他都能不计较而宽恕待之，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毛泽东于1917年写信给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死后清政府赐予的谥号）”。不仅如此，在同一封信中还写道：“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换到今天，在曾国藩那个位置上，难道会像他那样做到完美无缺吗？毛泽东的发问是完全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慨。
（选自《书屋》2014年第4期）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