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再道口无遮拦说毛主席胖
“文革”初期，论及罗瑞卿大比武，将军曰：“李立三来了，我就听李立三的；王明来了，我就听王明的；张国焘来了，我就听张国焘的；罗总长来了，我就听罗总长的。”又曰：“作为下级，反正谁来听谁的，今后这样的错误还免不了。”又某日，军区办公会前，陈再道聊天曰：“毛主席的身体为什么那么健康、那么胖呢？因为毛主席每天吃半碗白浆糊一样的东西，如果我有那么好的东西吃，也能长那么胖。”后被造反派揪住话柄，批斗甚烈。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陈再道担任司令员的武汉军区也遭到了冲击，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事件前，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当总理批评他时，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顶撞总理。
陈再道年幼父母双亡，由叔父带大，性顽劣，恶作剧闻名乡里。某日，有富家车水育秧，陈再道于水田旁佯装摸鱼，暗挖一洞穴通田外。富家抽水一日，竟不能盈田，甚纳闷。又某日，陈再道上山砍柴，口渴难耐，遂拔田中萝卜吃，而后将萝卜秧原样载泥中。数日后，萝卜秧黄叶枯，田主竟误以为地蚕所咬。
红军时期某日，敌追击红军于木兰山，陈再道背500块银圆随部队撤退。将军负重而行，力渐不支。敌将近，陈再道忽佯装摔倒，丢钱袋于一水潭中，遂跃起急奔，脱险。当日夜，潜回摔倒处，入潭摸钱袋返，500银圆，一块不少。
陈再道，本姓程。小时候，因听长辈谬传"九李十三陈，都是一家人"可以不分姓氏，他信以为真。加之麻城方言中"程"、"陈"读音不分，参军时被人笔误为陈姓，由此沿用不改。红军时期，有老乡发现这个错误，劝他改过来。他根本就不想在宗族姓氏等小事上花心思，说："姓什么还不是要提着脑袋干革命？"到了晚年，有人和他调侃说："你的大号搞错了，错的好哦，这样阎王找不到你本人，你就要多活百儿八十岁了！"陈再道道："么能那样紧活，能活过八十就心满意足了。再多活就是白吃人民的粮食，白花国家的钱！"。
陈再道不修边幅，开会时还常以双腿蹲踞椅上，有时一屁股坐桌上。
1938年1月，东纵到达冀南巨鹿县城附近，遇到当地土匪头子刘国栋（绰号刘磨头）、邱清泉等同巨鹿县王文珍的保安团因报私仇和争夺地盘发生火并，正打得十分激烈。陈再道了解了双方情况后，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从中进行调解，劝说双方停止火并，和平解决他们的武装冲突。他同李菁玉同志等研究了解决办法后，即派代表分别与刘磨头、王文珍等人做劝解工作，说明当此日寇妄图使我亡国灭种之际，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并表明共产党八路军一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愿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刘、王双方均同意停战，并接受了陈再道代表提出的条件：刘磨头撤出巨鹿县境；王文珍部接受八路军改编参加抗日。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既利于团结抗日、又利于维护地方治安，更为东纵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造成有利条件。
东纵在以南宫为中心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陈再道司令员坚持对土匪及游杂武装，根据不同对象，采取政治争取为主，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区别对待。在八路军政治宣传工作的感召下，有些游杂武装投向八路军，不再为非作歹，被八路军收编改造。如当时冀南最大的两股地方武装——段海州和赵云祥两部，各有四五千人。为团结和争取他们抗日，陈再道司令员邀请段、赵二人进行当面会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争取教育，他们接受了陈再道提出的成立军政委员会统辖冀南各部队的建议，并推举陈再道为该委员会的主任。从而争取了赵云祥，收编了段海州部为“抗日青年纵队”。此外，还收编威县民团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等。这对于打开冀南抗日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土匪和游杂武装弃暗投明，与八路军合作抗日或被八路军收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