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鹰用来弄潮的手指，中国人却用来举报

文革时期有个经典连环画《小红智斗亲爷爷》，举报这种事，在这个国家是有传承的。小红的灵魂都附在了朝阳区的人民群众身上去了。朝阳区总共两类人，一类仁波切，一类举报狂。

如果是众人参与的一种游戏，一个比赛或者考试，有人举报作弊，我认为没啥错。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弊影响所有参与人的成绩。本事这么大，别参与啊。如运动员服禁药被举报，活该。但通常这种事往往是被主办方揪出来的，或者说主办方如果想让这个游戏有权威性，它比谁都更痛恨作弊者，因此也会多个心眼在这一块。

生活中的举报者多数不是以上这种情况，而是向政府机构的各种举报。比如，举报生二胎，举报办假证，举报偷税漏税，举报走私，举报赌博嫖娼，举报办学资质有问题，举报不符合广告法，举报不符合劳动法……

这种举报不只是坏，还相当无耻。

还记得此前张艺谋多生两个孩子众人愤愤不平吗？在脑子糊涂里的人看来张艺谋这是特权。如果认为张艺谋必须受到惩罚，那么就是认同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单纯地内心不平。在一个制度性迫害下，没有人有义务摇旗呐喊。能躲过去，就是他的本事。一群人被劫持，其中有人利用各种手段让自己逃脱也有罪了？

如果某人的行为看起来违反了当前的“法律法规”，但该行为并没有任何第三方受害者，通常该行为只不过是躲过了来自权力的侵犯，那么举报者就是极其无耻的恶劣行径。

至于那种因为某篇文章或者某文艺作品你看不顺眼而举报的行为，这比无耻还无耻，急需一个更恰当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顶级无耻。

如果你身边有个热爱举报的朋友，不妨告知他是个傻逼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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