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白”与“黑”━━伊朗的两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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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本文在价值中立意义上使用该词）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
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交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白”胜“黑”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七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
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像，屡遭侵略。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乃致排外性思潮。
一九二五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武夫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而自立为王，创建了巴列维王朝，此人便是后来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王。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使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
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
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三十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一九四一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于一九六三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二０００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 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列反对，以至双方于一九六三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出使伊朗》）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巨大进步与严重危机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
“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等等（《白色革命》）。
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
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一九七四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一九六八─ 一九七八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一九六０─ 一九六一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一九七三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
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一九七０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一九七五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须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到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出使伊朗》）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无效的自我监督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甚至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认为成立于一九七六年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的最佳机制：
“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
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
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
不过， 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反思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一九七０── 一九七二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始末记》）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始末记》）
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有关记述甚多，笔者不赘）。但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份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
这样， 巴列维就面临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结果，“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澳〉努斯鲍默：《霍梅尼》）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法〉维利埃：《巴列维传》）
“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 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化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霍梅尼》，第6页）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 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出使伊朗》）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誓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
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
他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一九七七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始未记》）一九七八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胡韦达记述说，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始末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
“穿西服”知识分子的后悔
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架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与“黑色”一同推翻“白色”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受到的迫害、压制比腐败的“白色”时期更加严重，这时他们才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对巴列维的垮台、“白色革命”的失败，也有人事先就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巴列维传》）
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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