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韩庆祥的“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是和平演变梦寐以求的事

　　【编者按】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党校教授不认同四项基本原则、不认同党的历史和领袖、不认同党的最终理想，利用讲课的机会散布各种反党言论，构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道奇特“风景”，被爱国网民恰当地概括为“党校教授反党”现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中央权威，涣散了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对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危害极大。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写了大量文章，体现了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及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我们将陆续编发周教授这组文章，今天发出第三篇，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岂能用“多样和谐”来否定“一元主导”？——周新城教授2006年批韩庆祥文章

　　随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研究发展理念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件好事情。我认为，阐述新的发展理念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用否定历史的办法来彰显今天的正确。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的发展理念是在总结和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新的情况相结合形成的。创新，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在以往经验基础上的发展。深刻了解过去，才能把握现在，正确创造将来。否定党的过去的理论、路线，把现在与过去对立起来、用“从什么到什么”的思维逻辑来说明现在的发展理念，是不妥的。第二，在研究和阐述新的发展理念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思想成果，但更要看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发展理念是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具有不同的发展理念。简单地照搬或类比资本主义的一些思想和做法，而看不到两者的根本区别，也是不妥的。

　　最近，在一本任务是指导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教学工作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阐述新的发展理念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由于该文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难以全面评述，仅就其中一个问题，即“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这一点，谈一些看法。

　　 “一元主导”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

　　作者提出，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从社会存在到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一元主导’性社会，即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和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元主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逐渐呈现多样化的发展状态，”

　　“社会日趋成为多样化社会。”

　　因此，党的任务不再是强调“一元主导”，而是

　　“力求保持各种力量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并达到共生、共进。要言之，就是追求多样和谐。”

　　他认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首要的就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我们党的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这些变化的同时，能不能否定“一元主导”？能不能说“发展的新理念”就是从“一元主导”到“多样和谐”，即能不能用“多样和谐”来否定“一元主导”？

　　从理论上说，任何社会都是由多种矛盾组成的矛盾综合体。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都呈现出多样性。那么，怎么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呢？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①]这个“本质的区别”、“内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一样，也就是说，占主导地位的“一元”不一样。哪“一元”占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因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或否定“主导一元”。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就是占支配地位的矛盾。而且“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我们研究社会问题，首先要抓住主导的一元，抓住社会的性质，在此前提下，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现象。用现象来否定本质，用多样性来否定占主导地位的“一元”，是不能科学地揭示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我们的方针政策的。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客观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多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多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呢？关键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到工人阶级这一边了。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可能成为主导方面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是主导方面。”[③]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经济上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也就是说各个领域工人阶级都是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决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动摇或者忽视占主导地位的“一元”，就会根本改变我国社会的性质。

　　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社会的多样性，而无视占主导地位的一元性。要知道，只有坚持“主导一元”才能保证“多样和谐”。因为“多样”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只有在工人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一元”条件下，才能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与和谐。

　　目前，我国经济上的基本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应该看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客观上是存在矛盾的，正确处理这种矛盾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④]对于这“两个毫不动摇”，首先应该全面地理解和贯彻，决不能只讲后一个“毫不动摇”，不讲前一个“毫不动摇”，只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讲公有制为主体，只讲多样性，不讲主体的一元性。其次，还应该看到前一个“毫不动摇”是决定性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才能保证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协调发展。在经济上，用多样性否定一元主导，就会导致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也就没有能力引导非公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否定了主导的一元，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无法实现“多样和谐”。

　　在政治上，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必须坚持政治的“一元主导”，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我们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但这一切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⑤]因此，我们讲到“各种力量和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与和谐”，从政治上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没有党的领导这个“主导一元”，就会像邓小平描述的那样：“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多样和谐”就是一句空话。在谈论发展理念时，只讲多样性而完全不讲共产党领导这一“主导一元”，不仅与我们一直坚持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相矛盾，而且会在政治上导致严重后果的。要知道，国内外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攻击共产党领导是政治垄断，违反民主原则，执政不合法，要求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并把这一点作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

　　在思想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外的各种思潮涌进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国内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多种意识形态也是必然的。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象，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尊重“个性差异”，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兼容并包”，以达到“多样和谐”。然而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实现，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实行多元化。指导思想搞多元化，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是容忍和支持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和泛滥，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苏联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指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出现了多样性，我们党确实面临着如何实现各个领域的“多样和谐”的问题。但是，决不是说可以抛弃或淡化占主导地位的“一元”了，可以从“主导一元”走向“多样和谐”了。正相反，越是出现多样性，越需要强调“一元主导”。在各种非公制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更需要强调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存在多种政治力量和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更需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出现多种意识形态、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情况下，更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导一元”与“多样和谐”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坚持“主导一元”才能为实现“多样和谐”创造必要的前提，否则多样性的自发发展就会改变社会的性质，造成天下大乱；而实现“多样和谐”也才能真正保证“主导一元”。列宁曾经说过：“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主导一元”与“多样和谐”的关系，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两者对立地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作者的“新的发展理念”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

　　必须警惕多元化思潮的侵袭

　　作者那样的“新”理念，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国际上盛行一时的“多元化”思潮的反映。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多元化”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西方国家又搬用这一理论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理论深深地影响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成为党内新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戈尔巴乔夫了，

　　他多次强调“我赞成多元论”，要求“摒弃精神垄断的做法”，“坚持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主张“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等等。

　　他根据多元化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各种垄断：

　　政治上，宪法上规定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排除了其他政党执政，这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居于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起指导作用，妨碍了人们吸收先进的、优秀的思想成果，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等等。

　　由此出发，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任务就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实现人道主义原则。办法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多元化：

　　政治多元化——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

　　经济多元化——取消公有制的统治，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

　　思想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

　　这套主张的实质就是取消“一元主导”，实行“多样性”。

　　然而，“一元主导”是取消不了的，任何社会总有“一元”占主导地位的。在当今世界，不是无产阶级这一“元”占主导，就是资产阶级这一“元”占主导。取消了无产阶级这一“元”的主导地位，必然导致资产阶级这一“元”占主导地位，从而社会制度也必然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实行多元化，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短短几年时间就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否定“一元主导”的多样性的一场试验，其结果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多元论”，即主张取消“一元主导”的多样性，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苏联东欧剧变的时候，这种理论是十分流行的，而且成为剧变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作一点分析。

　　从哲学上讲，多元论主张世界的本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更多，这显然是违反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把多元论引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事情就越出了抽象的概念争论，而变成了尖锐的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之流鼓吹的多元论的逻辑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而不同的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不同的，因而客观上存在利益多元化。从政治上讲，既然存在利益多元化，就需要有不同的政治组织反映不同的利益、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政治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多元政治的发展必然要求有不同的政党，要求实行多党制，而多党制是与宪法上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矛盾的，因而实行多党制必然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从经济上说，既然利益是多元的，就需要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各种所有制应该相互平等、自由竞争，不应该规定哪种所有制是主体，“谁行谁当主体”。从思想上说，既然利益是多元的，对问题的看法就不一致，必然导致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各种思想应该一律平等、自由讨论，这就应该排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就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抽象命题，经过一番演绎，就得出了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结论。

　　在社会生活领域，多元论的要害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故意回避这个“元”代表哪个阶级。我们拿作为多元化理论的基础的利益多元化来说吧。乍一看来，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确是不一样的。然而深究一下，事情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多元”，无论如何不能回避两个前提：第一，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只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差别。而这一致的根本利益就是“主导”的“一元”，任何具体的、有差别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一致的根本利益。第二，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利益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这一“元”的利益必须排除在外，不能承认它是利益多元中的一“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在讲多样性时，必须严格界定清楚“多样性”的性质，我们需要的是工人阶级主导下的多样性，而不能笼统地认为只要多样就是好的。离开这两个前提抽象地谈论“利益多元化”，就会为敌对势力利益的形成和合法化以至占统治地位，扫清道路。这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所梦寐以求的事。

　　应该看到，当前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实有一股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涌动着。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作“僵化”、“保守”，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他们要求抛弃“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主张阶级调和，认为只有强调阶级调和，党的社会基础才会不断扩大，执政能力才能加强。打着“创新理念”的旗号，贩卖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货色，成为一种时髦。提出从“主导一元”到“多样和谐”，把“主导一元”与“多样和谐”对立起来，用多样性否定一元主导，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按照这种“创新理念”行事，是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前车之鉴。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1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7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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