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访中国后——杨振宁1973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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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七月间，杨振宁博士到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并会晤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个时的对谈，以下是对谈的纪录，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他说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上有些贡献。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分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了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广泛的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奋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特鲁茜.贺吉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是选定了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杨先生提了怎样的意见呢？

杨：我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的条件，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加速器需要几亿美元，现在造起来，可能并不适当。我只是提出，是否研究一下先进各国加速器设计的进展、特别是极低温装置，例如利用超传导的电磁石和共振器等等，看看这是否适合于建造，再作定期研究，我特别提到，请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建造重电离子加速器。

中村：重电离子加速器造价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杨：便宜是便宜，但虽然同是高能，却略有不同。不过，也能够研究新的部门。日本的筑波学园都市正在建设中的国立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在两年之后完成，可是，在完成的时候，各国已经根据同类加速器获得了新进展，所以，对于科学有新贡献方面，我想反而是从重电离子加速器方面进行研究是个“冷门”。

中村：谈到中国的研究系统，这次访华，访问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

杨：在北京访问了原子能研究所，北京、清华两个大学，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激光研究所等。与我的研究范围（基本粒子论）相同的第一线的人，我差不多都会到了。科学院自郭沫若院长开始，连同我的老师、副院长吴有训先生都会到了。吴先生过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A. H. 康普顿教授（一九二七年因发现康普顿效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之下，研究X光回折问题。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产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文革在过程之中有一部分是过了头的，要慢慢把它校正过来，大家都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加州大学（贝克里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教授（一九六八年因研究氢气泡箱及其数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等七位教授。艾尔维勒兹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艾尔维勒兹博士不是保守派吗？

杨：因为他属于鹰派，他所说的话，比我们这样的人更有说服力啊。（笑声）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有一个学生已经二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做了四年技工，他说，“现在坐在桌子前面念书，固然有不如从前的地方，相反，由于有了做工人的劳动经验，似乎可比从前更快地领会。”

中村：科学预算有多少？

杨：总数和百分比，我都不知道。但是，要说够，也可以说不够。我在美国也拿不到所希望的全部款项。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中国的场合，预算分配着重于协调和理解。在美国，一提出研究经费的要求，就有很厉害的竞争，不拨给经费的时候，并不说明不拨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如果不批准的话，就要讨论原因。因此，有关人士不仅获得启发，而且有了全面观点。

中村：从预算的使用效率这一观点来谈，国际合作情况如何？

杨：对于国际合作，也要从外交问题来看，中国是理想主义的，认为科学应为人类服务。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的。因此，听说也曾考虑到同CERN（欧洲共同核子研究所）协作。美中接近后，科学家交流也在增加来往。这一次，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也有三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长期、大量的正式交流，须要时间，几年之后大概会收到效果。青年一代的交流会大有增加的。

中村：关于日中科学交流呢？

杨：日本现在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先进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自然的、重要的科学交流伙伴。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你自己有没有回中国进行正式研究工作的计划呢？

杨：我在考虑，不久后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时，在中国过这一年。如果能对中国人民服务的话，长期居住也是一种可能性。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成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中村：这是要把各专业综合起来的，你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的研究，有很快的进步吗？

杨：高能物理学研究，比起其他专业，更加需要工业基础，特别是目前情况更加如此。过去，汤川博士和朝永博士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时代，稍微缺乏一些实践，也可能提出重要的理论。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此，中国的科学，大概在高能物理之外，也就是说，在其他专业上。会有更为迅速的进展。

（日本《读卖新闻》1973年7月26日》；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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