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必须告别张艺谋赵本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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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当今文艺界最大的明星？当然是张艺谋和赵本山。他们的成功固然与他们杰出的个人禀赋密不可分，但是，这么巨大的成功仅从个人才华上找原因显然不够。古话说时势造英雄。以他们的成功来观察他们所经历的文艺时代，是对这个古训的灵活运用。

张艺谋是红遍中西的电影导演。他的电影有一个基本叙事模式：中国，一个肮脏的社会，一种黑暗的历史，一种愚昧的文化，一个残忍的民族，一群懦弱而又麻木的国民。他综合了殖民者几百年来对中国的所有妖魔化描述、歧视性解读，带着像殖民者一样冰冷的优越感和冷酷的批判激情，利用才华横溢的电影语言，对这一切进行着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冷漠的批判。

四合院与封闭对应，原野与野蛮对应，灯笼与保守阴暗对应，战争与残忍和嗜杀对应。男人失去睾丸，与懦弱和卑怯对应，死亡与麻木对应。红高粱与生物状态而非人性状态的生命力对应。总之，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是一个需要高贵力量（或种族或个人或文化）征服、教化的世界。电影的创作主体当然就是这种高贵力量的代表。

张艺谋的创作，呼应了西方人对中国社会进行妖魔化描述的功利需求，激发了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错误想象。同样也投合了中国精英群体百余年来对中国社会的错误认知。所以，张艺谋不但在西方社会受欢迎，在中国精英层和白领层也广受追捧，遂成为代表一个文艺时代的文化英雄。

赵本山的成功奥秘，与张艺谋异曲而同工。他是一个真正来自底层的农民，他的看家本领也是土得掉渣的农民艺术：二人转。他把麦场上用于逗乐提神的那些低俗的调戏、戏谑、嘲讽、羞辱、损害等等内容，发展为上流社会大雅之堂中寻找优越感、成就感的舞台艺术。

在赵本山的眼光里，农民必定鄙俗、狡黠、奢望，残疾人必定困窘、错讹、无奈，小商贩必定贫寒、艰苦、期盼。他把这一切打包为调笑取乐的材料，借助那个独家垄断国家电视平台的机构，向全国人民大派送。精英群体从中获得了优越感，对赵本山鞠躬致敬，老百姓希望通过这样的消费过程，把自己从那个卑微的弱势群体中提拔出来，也对赵本山欢呼赞颂。

赵本山的成就还不止于此。把殖民者几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的蔑视与羞辱，悉数转嫁到底层群体身上，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既可以唾沫横飞地诅咒中华民族，又可以把自己摘出来。他的这一贡献，让精英群体感激不尽。他也由此把自己提拔到了超级精英的层级。他坐着私人飞机横空而出，地方大员丢下政务，跑到荒郊野外的机场接驾施礼，拥抱合影，共叙娱乐之情。

在伤害民族尊严、打击民族信心的领奖台上，赵本山与张艺谋胜利会师。奖杯中不但装满了文化英雄的崇高荣誉，还装着一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提款机。

六十五年来，中华民族高歌猛进，在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国力增长上，创造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可是最近三十几年，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出现了逆向而进的趋势。经济越发展，精神越自卑，工农大众创造的财富越多，其主人翁的地位丧失得也越严重。这也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张艺谋与赵本山的成功，记录着中国文艺史的一段错误历程。这样的文化时代和文艺时代，必须赶紧终止。我们呼唤着与中国文化底蕴相对接的、与人民道德水准相对应的、与时代成就相匹配的正能量的文化英雄。这样的正能量文化英雄，遍地都是，等着我们去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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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志刚，男，汉族，畅销书《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中国》作者，1963年生，籍贯山西，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其毛泽东研究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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