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警惕李鸿章思维和汪精卫思维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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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普京四天内两次通电话，互相表示谢意，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如果不了解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几乎大动干戈，单纯从两国总统密切通话互致谢意来看，任何人都会以为目前美俄两国已经进入了蜜月期。的确，如此频繁地通话致谢，即使是盟友之间也十分罕见。尽管中国把与美俄两国的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把俄罗斯更是看作“铁哥儿们”，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密切过。
这个现象值得中国警惕得是，狼与狼之间的撕咬，并不会影响他们共同围猎羊群。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虽然资本家在竞争中表现出彼此是虚伪的兄弟，但是面对工人阶级却是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彼此的矛盾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对付工人阶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就是这种狼羊关系，西方列强之间的互相厮杀，并没有妨碍他们共同宰杀中国。中国一定要牢记历史教训，绝不能重犯李鸿章和汪精卫的错误，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西方国家的矛盾上，或者干脆寄托在对侵略者的屈服上。
李鸿章只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矛盾，只看到八国联军之间互相杀得天昏地暗，只看到狼群的互相撕咬，而没有看到狼群吃羊的一致性，提出了“以夷制夷”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的命运和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上。结果却是狼群之间的互相撕咬，并没有影响他们共同吃羊。西方列强之间虽然杀得你死我活，但是并没有妨碍他们侵略和瓜分中国。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之所以没有能够避免西夷侵略和几乎灭亡中国，就在于这个政策让互相厮杀的西方列强全都看到了中国的弱点，看到了中国已失去独立保卫国家的信心，看到了比西方国家自己互相争斗更大的利益——共同宰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这只肥羊。于是西方狼群不约而同地共同扑向中国，形成了群狼猎杀肥羊的惨烈景象，一场八国联军的“京津大屠杀”，两场日军的全国性大屠杀，结束了中国把自身命运寄托在他人矛盾上的希望和梦想。若非是后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恐怕中国早已变成了四分五裂的第二个中东。
可是，虽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战略失败了，但是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这个基因这注入了中华民族，成为了国人一种习惯思维。现在只要一提起美国等西方威胁，主流知识分子就会搬出“李鸿章思维”，认为西方国家矛盾重重，美俄之间不共戴天，西方国家自己的事情都摆不平，根本无暇顾及亦无力顾及中国。中国会在西方的矛盾中实现复兴。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思想再次弥漫中国。许多人特别是学界全都是一种糊涂认识：只要狼群互相撕咬，羊群就是安全的。全然忘记了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
比李鸿章思维更加可怕的是汪精卫思维。这两种思维表面上看虽然不同，李鸿章是要制夷，而汪精卫是要投降，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依相连的姐妹篇。如果李鸿章的以“夷制夷能”够成功，中国就苟延残喘下去；如果不能成功，就实行汪精卫开门揖盗的投降政策。当年李鸿章“东南互保”投靠八国联军，就是后来汪精卫投靠日军的模板，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所谓不保国而只保民。为什么当时李鸿章和汪精卫有那么大的影响，有那么多的支持者，就在于他们打着“保民”的旗号。虽然李鸿章对“保民”的汉奸理论贡献很少，表述不多，但是汪精卫在这方面有着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成为了一种汉奸基因。最近特郎普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就唤醒了中国人的这种汉奸基因。当我们指出特郎普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等一系列阴谋，是在对中国发动道义战争，是颠覆中国的新战略时，居然招来许多辱骂，认为特郎普说得没错，中国就是修正主义国家，反对美国就是反对正义。可见特朗普的新普世价值，完全激活了中国的汉奸思维。当年汪精卫就是这个逻辑，认为蒋介石政府腐败透顶，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腐败，就是让老百姓为蒋家王朝充当炮灰，只有投降日本，平息战争，才符合人民利益，并且中日一家还可以扩大版图，把包括日本占领的许多国家都变成一个中国。
当时日本的文字亦与中国几乎相同，这个理论相当具有忽悠性。地图上也看得清清楚楚，蒙古入侵后元朝的版图历史最大，满清入侵后清朝的版图又比明朝更大。这就是当时许多人愿意追随汪精卫当汉奸的理由，也是解放后汪的妻子陈璧君表示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汪精卫是汉奸的依据。当年三大汉奸中有两个出身于共产党，也同样认为汪精卫的这个逻辑是正确的，而并非都是因为贪生怕死，大汉奸陈公博在写对联时听到自己的死刑判决，手连抖都没有抖一下而继续写完，就是证明。今天那些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就应该支持美国的人（从语境来看这些人并非是右派），承袭的就是汪精卫逻辑。
这就是当今中国最危险的地方。道义战争凭借的是道义力量，军事力量只是具有威慑作用。一旦对方用道义力量激活中国的汉奸思维，中国就死定了。能够拯救中国的也只有道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