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千帆教授对话凤凰网友：提升社会道德需要一场立约运动
【编者按】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与网友就“驻马店事件”在凤凰网大学问线上微谈整理而成。张千帆教授认为“驻马店事件”体现了中国社会不容乐观的道德现状，背后的原因是社会契约和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缺乏。制度改革存在种种困难，但我们也无需很悲观，应该进行一场社会立约，从自己做起，做推动社会进步的少数人。部分网友也提出了精彩的评议，摘录分享于文后。
“驻马店事件”实际上是“佛山小悦悦事件”的翻版，“小悦悦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现在好像不少人不记得，因为国人事太多，太健忘。
记得当时我在加拿大，外国人议论很多，说怎么中国人就这样？很难为情。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民族基本品德的问题。这次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好像国外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大概是都习惯了国人这样，见怪不怪了。
这类事件还是很能体现中国的道德现状确实不容乐观的。当然，直接的原因和一些具体政策有关，譬如南京彭宇案确实对救死扶伤构成了震慑，让别人不敢救人，怕被讹。这类具体原因不可忽视，但是我认为它们确实不足以解释中国人普遍的道德状态。
我认为驻马店事件凸显了我们社会所处的困境。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在现有环境下怎么提高？
所以要提升中国的道德，不能再回到过去；恰好相反，需要向前走，打破更多的制度桎梏。
制度当然影响我们的道德，但改变制度首先需要改变我们自己。
中国缺少一部契约，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
回到道德、人性和制度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鲁迅等人所说的“国民性”。
其实可供我们选择的路不多，每个人只有照旧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不要放弃、不要退却、等待机会，天终究会亮的。
其实要增加我们社会的公益心，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或法律要做什么，而是它们不做什么。如果政府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社会，中国社会很快会好起来，不需要什么“魔方”，也不需要把中国人妖魔化。
制度进步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推动和突破的。能改变世界的是少数人，但需要足够多的少数人。我们每个人加进来，也许就能构成一个关键的少数，足以推动社会前行。
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一场立约运动，从我们自己做起，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回到我们的传统，那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我们要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有价值的存在。譬如小悦悦，我要不要去救呢？当然，救可能有风险，但还是不可以不救。至于风险，可以采取审慎的措施将之最小化。
点击文末左下角的“阅读原文”查看全文内容。
【附张千帆教授与网友对话】：
1.网友“谷亮亮”：张教授好，我个人通过观察认为，现在人多的现象都是“互害模式”，大家都在彼此伤害。有无破解“互害模式”稳妥的路径？
张千帆：
你说的这种互害模式，我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缺少一部契约，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其实想一想，你不帮我，我反过来害你，最后对谁都没好处。但是我帮你，你占便宜，我不更成了傻瓜？没有契约，我们处在这种囚徒困境，最后就是人人互害。
不只是小悦悦、驻马店，看看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现在是吃饱了，但吃的东西可靠吗？我们还不能怪农民，因为我们首先占了农民的便宜，从制度上歧视他们。他们反过来害我们，也是活该。如果我们和农民达成协议，平等对待，能否少加一点农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走上良性循环了。
2.网友“一戈”：斑马线上躺着的白衣女孩，证明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黑暗，如果不是民族性的，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200年前就深刻地指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200年后的今天，黑格尔的话依然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
张千帆：
回到道德、人性和制度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鲁迅等人所说的“国民性”。有人认为，好像一谈国民性，就是歧视我们自己，就表明中国人自古以来不行、永远不行。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它确实揭示了我们许多人身上的道德人格问题，这是需要改进的，不是不可以改，不是宿命论。
其实可供我们选择的路不多，每个人只有照旧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不要放弃、不要退却、等待机会，天终究会亮的。
3.网友“孙雨果”：如何从法制层面入手，促进有人文情怀社会的建设？
张千帆：
刚才还有朋友提出，通过法律促进社会公益心。这也很好，譬如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律强迫救死扶伤，好像有的国家会惩罚见死不救。对于我们来说，废除一些恶法——譬如彭宇案判决——就能解除不少人的心结，让救死扶伤至少没有太大后顾之忧。这些都可以做，只是法律的作用和制度相比还是次要一些。
其实要增加我们社会的公益心，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或法律要做什么，而是它们不做什么。如果政府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社会，中国社会很快会好起来，不需要什么“魔方”，也不需要把中国人妖魔化
4.网友“李雪原”：有没有可能学习德国，设立“见死不救罪”？有没有可能设立“扶危助弱”风险基金？
张千帆：
这些都可以做，但是比起不侵犯自由相比，是第二性的
5.网友“小獬豸”：您认为如何才能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途径在哪里呢？
张千帆：
我的主要论点是制度进步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推动和突破的。现在我们看到社会普遍状态令人悲观，但也没有必要绝望。改变社会很难，因为改变确实不可能依靠所有人甚至多数人，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能改变世界的是少数人，但需要足够多的少数人。我们每个人加进来，也许就能构成一个关键的少数，足以推动社会前行
6.网友“心理督导师张小琼”：我也认为制度是决定个体行为的首因。理由：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由天然的人性促成，而是受社会规则制度引导和决定。如果“好人”要添“妄灾”，“好行为就会减少；这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论点。问题：如果现行社会游戏规则不变，老百姓个体的道德自救可能添灾的情况下，人们希望的社会的道德水平提升有哪些有效路径？
张千帆:
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一场立约运动，从我们自己做起，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回到我们的传统，那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我们要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有价值的存在。譬如小悦悦，我要不要去救呢？当然，救可能有风险，但还是不可以不救。至于风险，可以采取审慎的措施将之最小化。
【附摘选网友评议】：
网友“面朝大海”：
清末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真切地看到：“在中国，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似乎现在国民精神状态在改变，但改变不大啊，我感觉改变在加快，也许给互联网等新技术有关，比如今天我们的反思讨论，新技术会再造一个真实舆论场。同意张老师观点，社会有自愈性，让社会发育，真善美应该会萌发。
李雪原：
对于碾压事件，我赞同千帆老师所讲的，关键是要锁住公权力的手，现在的法治环境倒退十分严重。至于恢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只需撤销彭宇案即可立竿见影。第二，完全可以由民间成立“扶危助弱”风险基金，解除大家对做正常人该做的事的“后顾之忧”。
文奎：
很抱歉，我与张老师观点不同，我对未来是完全悲观的。民国初年教育家马相伯先生晚年悲哀地说：我就像一条狗，叫了一辈子，也没把中国人叫醒！我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醒了吗？再问的尖锐一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醒了吗？我的结论，无论是中国普通人还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醒来。
孙雨果：
听了张老师的讲解，个人就“关键少数”与“制度建设”三点看法：
一，制度，或称之为规矩绝顶重要，祖训道“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说的很透彻；
二，有了好的制度都不遵守，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不遵守，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
三，规矩的概念其实很大，上到社会制度，中到法律法规，下到乡俗民约，承望我们自上而下，从大到小一起努力，即使从头再来也不要放弃，才能回归良序……
责任编辑：王德民（个人微信号：okdemin）
实习生：刘思羽（微信号：AnnieLiusiyu）
凤凰网大学问（网址dxw.ifeng.com）是凤凰网旗下的高端思想频道，发布最新思想潮流、权威专家学者的原创文章，举办线下沙龙活动。欢迎订阅关注。
人类最稀缺的就是学术辩论的精神
合作联系：26808545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