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第六章
文/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6月4日，星期三，雷曼召集高层经理人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大家坐在那里忐忑不安，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福尔德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指着C1版面气急败坏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临的最严重背叛。”这份报纸的新闻大标题上赫然写着“雷曼正在寻求海外资金”， 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上个月福尔德为抗击谣言、彰显公司实力所做的种种掩饰现在都被这条早间新闻给彻底毁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福尔德虽然偶尔对记者苏珊·克雷格提起过那份会议记录，但是关于这个计划，他肯定没有透露过半点风声。但克雷格的文章简明犀利，正中要害，显然她知道雷曼正在和韩国的国有政策性银行——韩国发展银行洽谈，也清楚雷曼在首尔的首席执行官赵建镐（Kunho Cho）正在负责一笔很大的国际交易。可以肯定是那天早上参加会议的人泄露给她的，不然她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内幕。
与此同时，戴维·爱因霍恩反对雷曼的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他五月份的演讲结束之后，雷曼股票已经下跌了22.6%。谁都清楚，这是公司面临的又一场公关灾难。前两周，福尔德每天都忙于回应不同的传言，因为爱因霍恩的评论使人们深信雷曼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在福尔德看来，这正是爱因霍恩想要达到的目的。福尔德的首席行政总监思考特·福莱德汉姆（Scott Freidheim）和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公关部门都联系密切，他正全力准备反击爱因霍恩和市场上的卖空行为。福莱德汉姆问乔尔·弗兰克（Joele Frank）和史蒂文·富兰克尔（Steven Frankel）这两位危机应对专家：“他的市场号召力居然直逼我们公司，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另外，他还向公关部的经理史蒂文·莱苹（Steven Lipin）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所有散播谣言的人。”在此期间，在福莱德汉姆的领导下，雷曼确定了一个应对媒体的清晰框架，他们再也不敢摇摆不定了，因为根本没人输得起。
尽管是一则真实的内幕消息，但福尔德认为克雷格的新闻报道已经越界了。他非常气愤，觉得克雷格和爱因霍恩一样，是在故意破坏他们公司的形象。这篇文章使雷曼看起来像是一个由高中生组成的小团伙、一个流言制造工厂。更让福尔德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还一直把克雷格当做是一位值得信任的记者。就在上周，克雷格甚至提出要出席管理部门会议的请求，当时福尔德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但还是礼貌地回道：“我很乐意帮你，但这万万不可。”
当天下午，克雷格给福尔德打电话想继续做些报道，却被他毫不留情地痛骂了一顿。“你不要摆出一副非要负责任的姿态，你和其他记者没什么两样！会议上不会有你的位置！”福尔德喊道，然后用力挂断了电话。随后他甚至颁布了一条即时生效的新规定：公司的任何人，即便是公关部的人员，都不可以再提及《华尔街日报》。
福尔德下达这项命令的时候，雷曼的公关部主管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就站在他的身边。他对福莱德汉姆抱怨说：“我不明白，为了遵守这个规则而闭口不提国内最大的金融报纸，那我们的公关工作怎么进行呢。”
“我也不知道，”福莱德汉姆耸了耸肩回答说，“那是迪克和报纸之间的事。”
思考特·福莱德汉姆知道是谁泄露了消息，或者说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
和福尔德开会讨论完报纸事件之后，福莱德汉姆决定为老板找出泄密者。其实在前一天晚上，在与克雷格及雷曼的代言人凯莉·科恩（Kerrie Cohen）在电话里闲谈一通之后，福莱德汉姆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但暂时还没有摸清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平时很少登门拜访的艾琳•卡兰来到了福莱德汉姆的办公室，单刀直入地询问事情的进展：“你认为这有助于抬高公司的股价吗？”
这一问，福莱德汉姆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是卡兰泄露的消息。近几年，雷曼内部管理层的人员调动越来越频繁，但福莱德汉姆一直认为卡兰不适合担任首席财务官的职务，而且他越来越讨厌她那副扬扬自得的样子，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像表演真人秀一样。
福莱德汉姆立即准备开战，他叫来保安人员，下令对电话记录进行调查，很快就发现了所需要的全部证据：前天，卡兰的确和克雷格通过电话。虽然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向克雷格泄露了韩国筹资计划，但这些足够让福莱德汉姆向福尔德告发卡兰了。福莱德汉姆走进福尔德办公室的时候，格雷戈里也在那里，于是他把调查的发现向他俩汇报，最后还表示要亲自调查卡兰，并补充说：“我们不会排除解雇她的可能性。”
卡兰的上司格雷戈里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目前不应该解雇任何人包括卡兰，甚至不应该去打扰她，他坚称“她的工作做的很好”。福尔德也点头表示认同，他承受不了失去首席财务官的打击，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即便卡兰真的把内部消息泄露给了记者。
为了管理雷曼的投资银行业务，48岁的德克萨斯人麦克吉每周都得从休斯顿来纽约一趟。每周日晚上7：30，他都会乘坐奈特捷公司（NetJets）的私人长途客机飞往纽约，费用则由公司报销。他大概是午夜抵达纽约，然后乘车前往上西区的临时寓所。周四晚上，他再乘坐大陆航空的头等舱飞回休斯顿。
一个月前，福尔德让麦克吉负责为公司筹集资本，但需要接受三十一楼层管理部门的监督。不过在麦克吉眼里，该部门做事并不专业。借此机会，麦克吉向福尔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投资银行部门就是靠这个吃饭的，这安排太离谱了，如果你不信任投资银行部，我干脆辞职算了。”福尔德妥协了，把麦克吉的“得力干将”沙菲尔和怀特曼也列入韩国一行的名单。
那次谈话之后，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清楚，下季度的损失一旦公布，公司处境将进一步恶化。高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现在针对的已不仅仅是艾琳·卡兰一个人，这些银行家认为卡兰的问题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他们终于找出了给雷曼制造麻烦的罪魁祸首。这个人就是福尔德最亲近的助理乔·格雷戈里，他进行了房地产方面的风险投资并不停地调整岗位负责人，以至于这些人还没做好准备就上任。麦克吉和格雷戈里一直相处得不好，讨论问题时往往各执己见。最近几个月，格雷戈里一直在想办法排挤麦克吉，他故意冷落他并将其派往休斯顿负责新产品的销售。
在公布收益报告前的那个周日，也就是6月8日，所有人都在三十一层核查数据，身穿高尔夫T恤和卡其裤的麦克吉溜进福尔德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投资银行业务的收益和计划。在汇报结束并准备离开的时候，麦克吉说：“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话题。”他说完便起身把门关上，格雷戈里的办公室离这只有几步之遥。
麦克吉清楚地向福尔德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你应该让乔离开。”
福尔德惊呆了。“让乔·格雷戈里离职？”他提高了音调问道，“他和我合作了25年，这可不公平，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羞愧。”
“不管是否公平，你需要对乔做出处理，”麦克吉回答道。“你的首席运营官根本没有尽职尽责。他很自负，对本职工作漠不关心，总是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根本不管背后的风险。”
对于麦克吉最后说的那句话，福尔德基本没听，因为他一直在为格雷戈里考虑。“我不会这么做的，”他最后说道，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麦克吉离开了办公室，这下他终于明白，格雷戈里的职位要比他稳固得多。
格雷戈里喜欢指导卡兰这类年轻高级经理，同时也很清楚自己在福尔德权利层次中的角色：一旦要与员工进行困难的谈话，格雷戈里就会认为处理好是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福尔德截然相反，尽管他表面看起来像硬汉，内心却有脆弱的一面。福尔德感情丰富，面对困难抉择时常常优柔寡断，尤其是涉及人事安排的时候。相反，格雷戈里更加善于社交，作为领导，他经常激励下属，并为公司设立崇高的目标。
本质上来说，格雷戈里和福尔德骨子里仍是固定收益产品出身的交易员，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一开始他们都从事商业票据业务，这可能是公司业务中最常规、风险最小的一部分。而现在的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已经与他们那个年代大不相同了：银行正在创造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标的资产，带来了更高的风险，这一事实通常会被忽略而且也很少有人有兴趣去了解。
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格雷戈里总爱在业务主管面前发表对市场的意见，但这么做的后果却往往是沦为别人的笑柄。以至于后来有些业务主管考虑将他的建议作为反向指标，比如，如果格雷戈里说油价会大幅反弹，他们就会卖空石油。
一场“宫廷政变”即将发生。一周之前，在东街62号、位于麦迪逊正右方的林克斯俱乐部（Links Club），15名经纪人进行了会餐。这次会餐的目的在于商议如何让福尔德迫于压力解雇格雷戈里。如果福尔德不这么做，他们一致决定将以集体请辞相要挟。
与杰拉尔德·多尼尼一样，金融服务部门负责人杰弗里·韦斯（Jeff Weiss）也没有出席会餐，但他们都通过电话参与了主要讨论。韦斯建议应该避免正面冲突。“迪克还没做好充分准备，”他说，“你们不能逼他，要慢慢来。现在一切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许几天之后他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二天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福尔德看起来非常疲惫，就像一个打了很长回合的拳击手。他承认：“公司存在一些不安因素，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并且犯了一些错误。”然后，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讨，并愿意针对该问题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怎么做才能重拾信心？
福尔德要求麦克吉先发言。“我们的士气从没这么低落过，”麦克吉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平静地加了一句：“我们的高级管理层需要进行调整。”
福尔德一直坐着倾听。每个主管都轮流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人赞成麦克吉调整管理层的提议。
拉索一直看着麦克吉，他想说明团队的重要性，后来格雷戈里的发言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应该杜绝类似周一早晨的胡乱指挥，”他坚决地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做过许多决定，虽然大家可能水平各异，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渡过这次难关。”
回到办公室，麦克吉给在休斯顿的妻子苏西打电话，非常直接地告诉她：“我可能本周末就要离开这里了。”
6月11日，星期三，在雷曼办公大楼第32层带有原木装饰的私人餐厅里，福尔德正和投资银行家们共进午餐，与此同时雷曼的股价又跌了21%。福尔德知道，这次午餐准是麦克吉的杰作，真正的考验已经到来了。他猜对了，局面成了一对五。
“乔和我共事30年了，”福尔德说道，“他很擅长本职工作，在事业上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并且一直为公司呕心沥血。就因为这个季度业绩糟糕，你们就要求我牺牲他？”
“这不仅仅是本季度业绩糟糕的问题，”麦克吉回答说，“这是一种压抑已久的宣泄。”
“我懂了，这就是我得到的反馈意见，”福尔德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过，他还是没有明确表示将解雇格雷戈里。
“散会前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在场的银行家。
“格雷戈里那家伙很多事情都不明白，”韦斯直言不讳地说。
“我知道了。”福尔德答道。
这些银行家起身离开会场走向电梯时，没人知道福尔德准备怎么办。看起来他不大可能解雇格雷戈里，没有迹象表明他已下定决心做出重大调整。不过，麦克吉和银行家们都因福尔德愿意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而感到欣慰。
福尔德刚回到办公室几分钟，格雷戈里就进来了。
“我认为我应该辞职，”他略带犹豫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福尔德说道，并挥手示意他回去，“回你办公室去，我有51%的选票，你是不会被辞退的。”
5分钟后，福尔德过来找格雷戈里，他正和拉索交谈，讨论着刚和自己说的话。
格雷戈里表示，他认为市场希望公司能采取一些措施，他坚称“他们呼唤新的领导者”。他转过来对福尔德说：“所以公司必须做出调整，而这个人不能是你，我会主动请辞的。”
“这不是你的责任，”福尔德告诉他，“这是一种通病，每个公司都会有，这不是你的错。”
拉索一直没说话，此时忍不住插话道：“迪克，我认为乔是对的，对公司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福尔德终于违心做出大家期待已久的决定，解雇格雷戈里。他强忍着眼泪，低声重复道：“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的。”
周四早晨5：30，科恩就被叫来和思考特·福莱德汉姆一块起草新闻稿，宣布格雷戈里的辞职和卡兰的请退决定。由于这次人事的重大调整，那天早晨的报纸没有刊登任何其他关于雷曼的新消息。
当福尔德回到办公室时，福莱德汉姆递给他一份新闻稿让他过目，随后他们就召开了执行委员会议，福尔德看起来心急如焚。“这是我所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他说，因为他一直把格雷戈里当作自己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乔是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
“我经常说如果有一个人需要做出牺牲，那个人应该是我，”格雷戈里说，“不要再浪费这次机会了。”福尔德的眼泪看起来要再次夺眶而出了，格雷戈里握住他的手，平静地说：“没事。”
宣布任命巴特·麦克达德接替格雷戈里之后，福尔德大声说：“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管理者。”（完）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周鹤
关注巴曙松研究员“百度百家”专栏（网址：http://bashusong.baijia.baidu.com），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