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第九章
文/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2008年6月28日早上8点，高盛董事会会议在圣彼得堡阿斯托利亚酒店一楼的会议室召开。阿斯托利亚酒店自1912年开始运营，酒店以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四世的名字命名。有传言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曾计划在攻占这座城市后就在阿斯托利亚酒店举办庆功宴，当时他对取胜深信不疑，甚至提前就印好了宴会请柬。
身穿运动上衣和卡其裤的贝兰克梵先就公司业绩向董事会做了一次回顾，这已经成为董事会会议的一种惯例。
但会议接下来的部分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一环，演讲者是高盛的元老级人物蒂姆•奥尼尔（Tim O’Neill）。虽然公司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作为公司内部的高级战略官，他是个关键人物。他的前任有彼得•克劳斯和埃瑞克•明迪奇（Eric Mindich），这两人都被认为是高盛的超级明星，奥尼尔无疑对贝兰克梵有着重要影响。
董事会成员在三周前就收到一份会议内容提要，因此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这个环节如此重要：在此，奥尼尔将会对公司的存续计划进行一次全面概述。对公司来说，他是一名得力的“消防队长”，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什么大麻烦，不过识别目前所有的紧急情况是他的职责。
他们面对的问题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同，高盛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存款，而从定义来看存款是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与所有经纪人一样，高盛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短期回购市场（回购协议使得一些公司能够抵押所持有的金融证券）来获得资金。为了避免依赖于隔夜拆借市场，高盛倾向于持有更长期限的债务协议，而像雷曼那类依赖隔夜拆借市场的银行则更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这样的安排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允许通过押注自由资金而获得巨额的杠杆资金，比如，1美元能带来30美元的债务资金，这种做法在金融领域非常普遍。而摩根大通这类银行控股公司则需要接受联储的监管，在投资那些以债务为基础发行的债券时会面临较多限制。这一安排的缺陷在于，如果市场对公司的信心逐渐减弱，资金就会迅速地蒸发。
在奥尼尔介绍案例的时候，坐在一旁的贝兰克梵对他所作的分析点头称道。奥尼尔解释说，贝尔斯登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个别事件。早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独立经纪商（the broker-dealer）就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事物了。贝兰克梵自己就曾亲眼见证了所罗门美邦被花旗集团收购，以及添惠公司（Dean Witter）被摩根士丹利兼并。现在贝尔斯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雷曼也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贝兰克梵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
奥尼尔以一系列提问结束了报告：我们是否有必要成为一家商业银行？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家商业银行，那么这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利用存款？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存款基础？
贝兰克梵迅速地接过问题，他想以此来鼓励大家进行讨论。“存款只提供用于特定活动的资金，”他提醒大家。
盖瑞•柯恩试图更加详细地解释将面临的情况，他指出如果成为商业银行，使用全部存款进行风险交易将不被允许。他还提醒说，到时候他们将“不得不购买一些抵押贷款或开展信用卡业务或发起一些传统的抵押贷款”。然而高盛对这些都毫无经验，并且开展这些业务将意味公司根本上的改变。
会议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20英尺高的枝形吊灯，这些董事及管理人员在吊灯下面反复讨论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设立一家网络银行、发展公司的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等等。在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奥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从而将讨论引入了另一个方向：收购一家保险公司。
乍一看，对高盛来说，相较于成为一家商业银行，保险业看起来像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背离。不过贝兰克梵认为，与存在的差异相比，这两个行业存在着更多的相同点。与商业银行使用客户存款进行投资一样，保险公司使用的是向一般客户收取的保险费。沃伦•巴菲特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大玩家并非偶然，他利用手中保险公司的保险费为其他业务进行融资。另外，保险术语“精算风险”所表示的涵义与高盛自己的风险管理原则并没什么不同。
但高盛不能随随便便地收购一家保险公司，收购的对象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即必须能对高盛已经非常可观的资产负债表产生有力的影响。奥尼尔的首选就是美国国际集团，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股价最近经历了大幅下跌，所以这笔交易或许将会很实惠。事实上，与美国国际集团进行交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念头了，在百老汇大街85号，好多年前就有关于两家公司可能合并的传言了。高盛的前领导人约翰•怀特黑德和约翰•温伯格（John Weinberg）都是汉克•格林伯格的朋友，他们曾暗示汉克•格林伯格，这两家公司将来很可能会进行交易。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对美国国际集团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从麦肯锡公司荣誉退休的高级合伙人拉贾特•古普塔（Rajat K. Gupta）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同样对此事怀有热情的还有保尔森密友、莎莉集团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莱恩。
好事达（Allstate）公司是主要的汽车和房屋保险供给商，作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迪是会议室里唯一在保险业务领域有实际经验的人。大约五年前，李迪曾尝试将公司卖给美国国际集团，当时格林伯格不屑地拒绝了他的提议：“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留着它。”
在以往的董事会议上，只要一出现有关保险的话题，李迪就会表现得毫无热忱。这次他却明确警告说：“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无论美国国际集团目前看起来有多么便宜，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丝毫没有改变，他坚持认为“与美国国际集团纠缠在一起根本不值得”。
早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美国国际集团的决定。不过午餐过后，这家保险公司被再次提及，只是提及的原因完全不同。美国国际集团和华尔街的一些公司都通过高盛进行交易，同其他许多公司一样，美国国际集团也会将其持有的证券进行抵押。只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美国国际集团声称它所持有证券的价值要远远超于高盛的判断。虽然为高盛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已经着手对此进行调查，但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负责审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为美国国际集团服务。
在来自纽约的一份视频会议报告中，普华永道的一位高级经理向高盛董事会汇报了调查的最新情况，包括董事会与美国国际集团之间的分歧，即美国国际集团是如何对资产组合进行估价的，用华尔街术语表达就是如何“盯市”。贝兰克梵向董事会表示，高盛的高管一直认为美国国际集团是“盯着让市场投资者相信”（marking to make-believe）。
然而奇怪的是，在莫斯科那次会议上却没人提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当高盛考虑与美国国际集团合并时，没人将有关抵押物的分歧当作一个潜在的致命缺陷给提出来。此时的美国国际集团正深陷麻烦之中，甚至将高估所持有的证券价值当作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同样没人提及，下午的会议反倒转向对普华永道进行谴责，高盛联合总裁乔恩•温克里得（Jon Winkelried）尖锐地质问道：“若一家公司分别代表两个机构，而它们在同一件抵押物的估值方法上存在明显分歧，身处这个角色，普华永道应该如何处理？” 这已经是普华永道第二次在高盛的董事会上遭到批评了。
2007年11月，高盛董事会与美国国际集团第一次在抵押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涉及的标的价值总计超过了15亿美元。为了防备美国国际集团的倒闭，焦虑不已的高盛开始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作为保险。因为当时并没有人真的认为美国国际集团会倒闭，所以购买此类保险相对比较便宜：只要1.5亿美元，高盛就能为价值约25亿美元的债务投保。
高盛董事会以一种更为悠闲从容的方式结束了在圣彼得堡的短暂停留。晚上10点之后北方的天空依旧明亮，13位董事及配偶乘坐贡多拉小船沿着闻名于世的运河畅游了这座城市。
星期天，高盛董事会成员飞往莫斯科，在红场附近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合，准备进行这次会议的第二项议程。非常凑巧的是，当天傍晚，美国金融界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也抵达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财长汉克•保尔森五天欧洲之行的一站，之后他将去柏林、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
他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访问波斯湾国家；到日本大阪出席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现在又要穿越欧洲和俄罗斯。他觉得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一站是伦敦，他准备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译注：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能源与环境问题、国际经济、地区研究和安全问题。它每年出版40多份研究报告、论文和书籍，其中《国际事务》双月刊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举办各种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政要发表演讲。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和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曾分别于1995年和2007年在该所发表演说。）进行演讲，该研究所位于圣詹姆斯广场。保尔森认为这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演讲。在助理戴维•内森的精心运作下，这次演讲将预示着一场正在酝酿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仍在为雷曼这类公司担心的同时，保尔森知道自己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处理那些问题机构。趁着当前的局势看起来还比较稳定，他希望能赶在问题集中爆发之前采取行动。
利用飞机上的时间，他又检查了一遍演讲稿并做了最后修订，因为一旦抵达莫斯科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为了纠正大型机构“大而不倒”的预期，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的管理工具，从而保证巨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能够有序进行，”他打算这么说，“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经常提到的那样，并不是一家机构太大或牵涉范围过广以至于不能倒闭，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迅速地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我们目前拥有的工具还非常有限。”
发表这种言论可是一步险棋，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承认政府因权力有限而不能防止严重衰退，该观点会进一步侵蚀市场的信心，但保尔森很清楚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因为当务之急是需要马上控制目前的局势。
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大使馆斯帕索楼（Spaso House）的椭圆餐厅，保尔森与俄罗斯财政大臣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一起共进晚餐。保尔森星期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包括6次会议和一个电台采访，此外还有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私人会面。此前保尔森已经告诉记者他打算与俄罗斯讨论一下对待一些政府持有的巨额投资基金的最佳做法，即那些主要由富有的中东国家所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
晚餐结束后，保尔森还要进行当晚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在几天前，保尔森获悉在他停留莫斯科期间，高盛的董事会恰好也在莫斯科，于是他让吉姆•威尔金森安排了一次会面。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会面，而是单纯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叙叙旧。
“谁会相信这该死的理由！”威尔金森心想。为了应付经常流传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高盛阴谋论已经让他和财政部焦头烂额了，现在保尔森还要与高盛董事会进行私人会面？而且是在莫斯科？
6月份，拉里•芬克的贝莱德集团在阿布扎比的宫殿酒店（Emirates Palace Hotel）为其董事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会上保尔森和高盛的人有过短暂接触，除此之外，在就任美国财长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没有和高盛董事会的任何人私下见过面。
由于担心这次私人会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威尔金森打电话给财政部总顾问请求批准。鲍勃•霍伊特（Bob Hoyt）却对这次会面并不怎么在意，他说只要能保证是“社交活动”，那么这次会面就不会和相应的道德准则产生冲突。
尽管如此，在协调会面细节的时候，威尔金森还是对罗杰斯说：“这件事我们还是别声张的好”。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的晚宴一结束，就请高盛董事到保尔森的套房进行会面，而保尔森也不会将这次社交活动记录在官方日志上。
那天晚上，高盛董事会一行人共乘一辆巴士，在穿过十几个街区后，到达坐落在缇维斯卡雅大街（Tverskaya Street）的莫斯科万豪大酒店。一些人觉得这简直是在参演一部谍战片，既有宏伟的莫斯科市中心，又有各种安保情节。穿过有巨大喷泉的明亮大厅后，他们被护送上楼，来到美国财长的房间。
“快请进，”保尔森愉快地对他们每个人表示欢迎。随后的一个小时里，保尔森向老朋友们讲起了在财政部的新鲜事，以及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询问是否还会有银行面临倒闭，比如雷曼。作为回答，保尔森谈到了政府取得处理问题银行的相关权力的必要性。这也算是对即将进行的演讲的一次演练。“尽管如此，”保尔森告诉他们，“以我个人的观点，未来我们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或许到年底我们就能熬过去了。”
在第二天用早餐的时候，贝兰克梵和一位董事谈起了前一天晚上保尔森的论断。“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贝兰克梵揶揄道，“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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