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第十四章
文/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下午4：40，保尔森乘坐的赛斯纳“奖状X”型私人飞机在暴雨和时速50英里大风的恶劣环境中艰难飞行，最终安全降落在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飞行员收起飞机襟翼，慢慢滑向机场正门。正门内停了两辆黑色雪弗兰萨博班SUV车，联邦经济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车内等候。
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期，前往曼哈顿的这两辆汽车正在荷兰隧道中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此时，美国银行的格雷戈里·柯尔和有“华尔街巫师”之称的克里斯·弗劳尔斯给保尔森打来了电话，弗劳尔斯通知他自己已经完成了雷曼的资产评估。
“实现这次并购需要政府的帮助，”柯尔很直白地告诉保尔森，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拟订的交易条款和促使交易达成的必要条件。
尽管保尔森无法理解柯尔为何认为自己能处于制定交易规则的优势地位，但他还是很耐心地听柯尔把话说完。保尔森想说的是，“有两个及以上的竞标者才能叫做拍卖”，他需要美国银行成为其中之一。如果在雷曼交易结束前，能够让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两个对手一直保持竞争，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保尔森把电话递给了正在做电话记录的丹·杰斯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高盛金融服务部，丹·杰斯特曾在弗劳尔斯手下任职）。
柯尔告诉杰斯特，由于雷曼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只有政府愿意承担其中的400亿美元损失，美国银行才会同意收购雷曼。柯尔解释说：“我们已经详细检查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了，简直是一团糟。”另外，他还表示美国银行愿意分担最初10亿美元的损失，但政府应当对除此之外的400亿美元提供相应担保。作为交换，美国银行将会向政府支付执行价为45美元/股的美国银行认股权证（将来可以认购股票的期权，美国银行当天的收盘价为33.74美元/股）。柯尔在电话那头报出这些数字，杰斯特则悄悄用口型向保尔森转述。双方都摇了摇头，他们很清楚，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可能达成。
汽车驶过曼哈顿中心区时，保尔森打电话给盖特纳，请他出谋划策。此时已经超过下午6点的会议开始时间了，会场内的联储官员请银行家们稍安勿躁，会议要等到保尔森到场才能开始。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次会议至关重要。
回到美国国际集团，维纶斯塔还在寻找一种快速解决方法。他和布朗斯坦决定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再次试着问问沃伦·巴菲特。或许他们能将美国国际集团的部分资产卖给他，不管是什么。或许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也需要一些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他俩打电话到巴菲特的办公室，他不在，助手将电话转到巴菲特1958年用31500美元购买的住处。
寒暄过后，维纶斯塔挑明了来意。“听说您对相关资产感兴趣，哪些是您特别感兴趣的？”维纶斯塔问道。
沉默了片刻后，巴菲特说：“我们对汽车行业比较感兴趣。”
“那您是否对全美财产保险市场有兴趣？”维纶斯塔建议道。财产险是美国国际集团的主要业务，年收入约400亿美元。
“值多少？”巴菲特问道。
“我们出价250亿美元，但是可能您认为只值200亿美元，”维纶斯塔回答道，“您需要哪些信息来做出这个决策？”
巴菲特让维纶斯塔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维纶斯塔答道：“好的，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会把所有材料都打包，这些资料应该发到哪个邮箱呢？”
巴菲特大笑起来，他告诉维纶斯塔，自己是不用电邮的。
“那我能把它们传真给您吗？”维纶斯塔又问道。
“我这也没有传真机，”巴菲特轻声笑道，“为什么不传真到我的办公室呢？我可以开车去办公室把它们取回来。”
一小时后，巴菲特再次拿起电话，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投资建议：“这笔交易太大了，250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维纶斯塔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听巴菲特亲口说一笔交易的数额太大。
“这笔交易将动用我所有现金，而我不能做任何有损伯克希尔哈撒韦AAA评级的事，”巴菲特解释道。他提到了融资的可能性，同时也承认不想让这样的债务出现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
“好的，非常感谢，”维纶斯塔说道，“顺便提一句，如果您以后对我们资产的哪个部分有兴趣，请告诉我们。”
上午8点整，纽联储大厦的大厅里已经挤满了银行家和律师。他们聚集在年轻的索福克里斯的巨型青铜像周围，索福克里斯高举手臂，手里握着龟壳和兽角做的里拉琴，它象征着萨拉米斯之战的胜利，这场胜利保卫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免遭东方的侵害。今天，聚集在联储的银行家们也将发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一旦失败，付出的代价可以与输掉萨拉米斯之战相比：他们为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战，同时，也为拯救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于金融灾难而战。
一小时后，焦虑的人们如前晚一样走进了走廊末端的会议室。
他们已经预先分好了工作组：花旗、美林和摩根士丹利负责分析雷曼的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问题；高盛、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研究雷曼的房地产资产，确定缺口的大小。高盛在这周早些时候就已经做完了一部分工作，因此进展很快。而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和加里·夏德林（Gary Shedlin）则非常紧张，他们担心高盛会借机廉价收购雷曼的资产，因此对自己这组的进展步步紧盯。
纽联储大厦7楼，雷曼的麦克达德和亚历克斯·柯克正满怀希望地等待与这些能拯救雷曼的银行家们见面。他们觉得自己与那些邮购的新娘一模一样。他们知道，在为雷曼争取生机的努力中，这是最后一场公开表演。
他们带来了成堆的材料，甚至包括两份可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一份介绍了分拆全球房地产投资公司（REI Global）的计划，另一份则是《商业地产业务概览》。换句话说，雷曼拥有的资产质量极差，没人知道究竟该如何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估价。共识只有一点：雷曼资产的价值被高估了。
即使到现在，雷曼仍否认这一点：文件显示他们已经将商业地产的价值平均下调了15%。但绝大多数华尔街银行家认为下调的比例应该更多。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搞清楚这些资产项目和融资方式，并达成共识。”麦克达德对柯克说。他们开始巨细靡遗地查阅这些文件，努力弄清楚资产负债表上负债、衍生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回购及长期负债的情况。
每当遇到材料里的细节问题时，麦克达德就给被称为“金融界真正的百科全书”的兰·劳维特（Lan Lowitt）打电话。当劳维特解释完一个特别难懂的地方时，麦克达德不由得感慨：“真该把劳维特请到这里。”
他们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保尔森的特级助理史蒂文·沙弗兰（Steven Shafran）打来电话，让他俩去见见有可能成为救世主的人。保安引导他们来到楼下的主餐厅，许多银行家都在那里等着。这些华尔街最杰出的公司像是走进了一个由政府发起的土耳其大卖场，时刻准备血拼。
雷曼的执行官被安排在大厅最远角落的一张桌子，他们望着那些座位目瞪口呆。坐下之后，柯克对麦克达德说：“你知道我们像什么吗？就像是一群在角落里头顶蠢材高帽的小孩！”
麦克达德听完大笑起来，这时，瑞银集团的几位银行家刚好经过，也不明就里地跟着笑了起来。“怎么了？”其中一人问道。柯克翻了翻白眼，明确地表示：不要招惹我们。“他妈的，你说怎么了？”柯克如此答道。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华尔街的核心成员忽然出现了：维克拉姆·潘迪特、约翰·麦克、约翰·塞恩和彼得·克劳斯。他们在桌前坐下，开始商讨正事。夏天的时候，麦克还在家中招待过麦克达德并商讨合并的事，现在却用同情的口吻说道：“天呐，对你们的事我感到很难过，这真是太残酷了。”塞恩则静静坐着，小口呷着咖啡，各种事情在脑子里盘旋：我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麦克达德把文件分发给在座的人，并准备解释相关数据，克劳斯却开始质疑其中一些假设条件，幸好潘迪特及时制止。“好了好了，”潘迪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们该回去做份内的事，”潘迪特对雷曼的银行家说：“给我提供一份你们完备的融资方案，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提供资金，给你们两个小时。”
5分钟后，一名保安走到麦克达德和柯克面前：“我奉命带两位去另外一层楼，以方便你们进行工作。”联储本想另外提供一个会议室，但由于房间不够，他们被就安排到联储的医疗中心，一个临时办公室已经布置停当。如果没有别的含义，所有这一切简直是个完美的隐喻，雷曼的高管立刻意识到这一点。柯克看着挂在墙上的电击设备，面无表情地说：“唉，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很明显我们就是心脏病患者。”
在美联储大楼4楼，巴克莱银行的戴蒙德正焦急地踱来踱去。
从上午的情况看，雷曼和美国政府貌似把重心放在了美国银行身上。他开始怀疑自己被利用了，美国政府只是把他当作诱饵以钓出美国银行，让后者在并购雷曼时付出更高的价钱。
然而刚过下午两点，联储工作人员在巴克莱会议室门口贴上一张写有“投标者”的标识，戴蒙德又隐约觉得自己的投标或许已经被认真考虑了。而联储食堂的工作人员这时也终于送来了午饭，尽管这都是些小事，在他眼里却是鼓励的信号。
尽管如此，戴蒙德心里明白，在并购雷曼之前，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与保尔森或其他政府官员共同讨论。上午在伦敦的法律总顾问马克·哈丁（Mark Harding）通过内部电话会议告知他，如果巴克莱发出收购雷曼的公告，让股东投票批准需要30到60天。这意味着从签署收购交易到股东投票通过这段时间里，巴克莱必须找出一个担保雷曼交易的方法，这是整个并购计划的关键，否则一切将竹篮打水一场空。倘若没有确定的交易担保，雷曼的交易伙伴将立即停止和雷曼的业务往来，如此一来雷曼的资源将对巴克莱一文不值。这是一场信心的考验，交易对手需要看到雷曼身后有强力的支持，正如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所做的那样——摩根承诺在并购完成之前担保贝尔斯登的所有交易。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股东批准，巴克莱在并购雷曼方面最多只能投放35亿美元资金，并且投放过程可能和交易完成的时间一样漫长。
保尔森和盖特纳曾多次明确告诉戴蒙德，美国政府不会插手资助，但是戴蒙德无法把握这是否仅是一种谈判姿态。在他眼里，英国政府的态度则非常清楚——它绝对不会对交易伸出援手。
巴克莱需要一个强大且有钱的伙伴，戴蒙德需要与智囊团一起找出这个伙伴。该智囊团由巴克莱资本主席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水门事件检察官之子）、首席运营官里奇·瑞西（Rich Ricci）以及总裁杰里·德尔·密斯耶（Jerry del Missier）领导。此外，戴蒙德还要听取外部咨询顾问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的意见。克莱恩原是花旗集团一位睿智的资深银行家，由于不想被潘迪特的新团队边缘化，数月前刚从花旗集团辞职，如今仍是市场上抢手的人才。为了阻止他为竞争对手工作，花旗与克莱恩签了一份让他赋闲一年的协议，并为此支付了2800万美元补偿金。戴蒙德坚信克莱恩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说服潘迪特在紧急时期暂时中止克莱恩的赋闲状态，以便让这颗星星在巴克莱闪耀。
智囊团开始讨论交易担保的问题，克莱恩大声问道：“谁有可能提供担保？”
“一年前碰到这种事，你就可以去找美国国际集团，他们会很好地为你处理这件事，不是吗？”德尔·密斯耶（del Missier）问道。
显然，现在不再有这种好事了。于是克莱恩提议：“巴菲特如何？”“可以，但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德尔·密斯耶指出。
在花旗时克莱恩与被誉为“奥马哈先知”的巴菲特做过交易，有这位先知的全部电话号码，打了一圈电话后，终于找到了他。当时巴菲特正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费尔蒙特麦克唐纳酒店，准备以神秘嘉宾的身份与他第二任妻子艾丝翠·孟克斯（Astrid Menks）一起参加一场庆典。
克莱恩打开扬声器，使巴菲特可以与戴蒙德及其团队进行对话。德尔·密斯耶开始向巴菲特解释这份担保的重要性：“雷曼与别人作交易，卖出美元并买进日元，对方银行在提供日元之前必须确认雷曼将会提供美元。如果有人担心这笔交易没法完成，那整个买卖就砸了。”
巴菲特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他不理解为何要保留雷曼的往来账户达两月之久。出于礼貌，他建议道：“如果您能够传真一些书面说明给我，我很乐意回去之后看看这些资料。”
巴菲特挂掉电话，若有所思地走向汽车，准备参加庆典，他想起以前接过一个类似的电话，结果是一团糟。1998年，在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前一周，高盛的乔恩·柯赛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一个收购庞然大物的团队。当时巴菲特正准备与盖茨夫妇一起去阿拉斯加旅行，他让柯赛发一些资料给他。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一边观赏派克河畔的灰熊，一边徒劳地期待着卫星电话能连上，非常狼狈。巴菲特曾试图为自己与高盛和美国国际集团之间的交易牵线搭桥，最后却失败了，而且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或许他不该再对华尔街的家伙们如此礼貌了。（完）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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