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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倒》:第十七章

2014-12-18 金融读书会
编者语:

2010年9月,《TOO BIG TO FAIL》中文版《大而不倒》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通过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描述,向读者客观而详尽地展现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和投行的众生相。在书中,你可以看到雷曼是如何一步步地自断生路,监管机构是如何在“政治正确”的牵绊下做出选择,各大投行又是如何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力求自保。前所未有的访谈,不曾公开的华尔街决策内幕,揭示了美国经济萧条如何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再现了从银行到政府再到整个美国身处金融危机第一现场的反应。

2009年10月,《TOO BIG TO FAIL》在美国一经出版便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快便位列亚马逊财经类畅销书榜首。股神巴菲特曾在多次公开演讲中称赞“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该书也成为股神巴菲特在2010年的致股东的信中,唯一提及的一本书籍。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研究员、陈剑博士等翻译,于2010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系该书部分内容摘编,敬请品鉴。

文/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摩根士丹利总部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约翰·麦克的办公室已被恐慌笼罩,麦克与副手查马哈和戈尔曼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纸杯里的咖啡,一边不停地抱怨。他认为周三早晨的主要新闻应该能增强人们对摩根士丹利盈利报告的期望值,这是他在前一天下午发布的新闻消息,目的是让市场相信,摩根士丹利不会步雷曼的后尘从而平息大众的恐慌。仅在周二的数小时内,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就跌了28%,麦克想他非得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局面不可。幸运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季度盈利报告显示,他们的盈利状况不错,至少比高盛的季度盈利要好。高盛在周二早上发布了季度盈利报告并遭到市场冲击,相较之下,摩根士丹利所遭受的冲击却更为沉重。摩根士丹利报告其利润为14.3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下降3%。然而《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却紧咬他们不放:“高盛、摩根士丹利如今是各自为战、继续挣扎还是互相拆台?”,仿佛为了充当佐证,目前的期货市场数据表明,麦克展现摩根士丹利实力和活力的打算并没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且不说在诸多忧虑外,麦克对货币市场基金和投资银行这两大项也开始犯愁,他还面临着一个圈外人绝对无从认知的严重问题:本周初,摩根士丹利仍有1780亿美元可用于保障运营以及应付主要对冲基金客户的借贷要求。但仅在过去的24小时里,其中就有200多亿美元应对冲基金客户要求被赎回,有些客户甚至完全关闭了他们的经纪账户。

“资金一直在流失,”查马哈告诉麦克。

“没人在意忠诚,”麦克抱怨道。他曾有过采取行动切断资金外流的想法,但查马哈说服了他,告诉他必须保证资金账户的畅通,查马哈警告说:“对市场而言,设置锁定期正是我们公司有问题的表现。”

但其症结在于摩根士丹利还能承受多少资金的外流?

“我们永远不能这么做,”查马哈说。

麦克已经开始相信这是对冲基金针对公司的阴谋,“这就是他们对迪克所做的!”他咆哮道。最新证据显示,这些要求赎回的基金客户中的确有一部分需要资金,他们无法在雷曼伦敦办事处的基金账户中提款,于是就只好转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了。

对麦克而言,他们需要继续为此付钱。他花了数年时间把大宗经纪业务打造成摩根士丹利的主要利润中心:世界排名前100的对冲基金中,有89家通过摩根士丹利进行交易。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公司不能显示丝毫的恐慌,否则他们将失去整个专营权。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能变的孱弱,更不能自乱阵脚,”麦克说道。

一般来说,约翰·麦克总能保持镇定与沉稳,头天早上他还一如惯常地走出办公室和交易员们侃侃而谈,甚至分享披萨饼。但事发当天,有太多事务需要处理、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太多东西需要担心,麦克被困在办公室里忙得分身乏术,也无法照常与员工轻松交流。

前一天晚上,他接到老朋友史蒂文·沃尔克(Steven R.Volk)的电话。沃尔克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花旗集团副总裁,他曾在几年前协助麦克策划了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的合并。而现在,沃尔克表面上就摩根士丹利在收益报告中的良好表现向其道贺,暗地里却埋下了另一颗种子:摩根士丹利与花旗合并。

“瞧,约翰,我们就等你说这话哪,我们并不激进。如果摩根士丹利想策略性的与花旗银行整合在一起,我们将很乐意就此展开详谈,”沃尔克说。

哦,这可真是条极具爆炸性的潜在新闻!摩根士丹利和花旗的合并无异于微软和英特尔的联合。

麦克、查马哈和戈尔曼就合并提议进行了详细讨论,考虑到经纪自营模式的压力,合并能够在存款方面向其提供稳定基础,摩根大通和花旗是如今仅剩的两家实力强大的银行了。

他们也都听说了美国银行就其与美林的交易在本周一召开了电话会议。肯·刘易斯的评论几乎正式宣布了经纪自营模式的灭亡。

“7年前,我曾说过商业银行将最终因为融资问题而拥有投资银行。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投资银行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刘易斯如是说。

至少在目前,戈尔曼认为刘易斯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认为给花旗回个电话是否明智?”戈尔曼问道。

麦克点了点头,让助手给维克拉姆·潘迪特的办公室打电话。麦克和潘迪特很熟,虽然两人并无私交也非特别亲近,但2000年麦克给了当时还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潘迪特一个重要的晋升机会。

“史蒂文告诉我,你们想做笔交易,”麦克对电话里的潘迪特说,“摩根士丹利正经历着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正在分析和研究所有可能的选项。”

“你希望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潘迪特说,“现在也正是我们要有所行动的时候,当然能帮上忙就最好了。”

但在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他却截住了话头,转而告诉麦克:“我待会再给你回电话好吗,这事我得先和董事会商量。”

“这简直是金融界的‘9·11’事件。”

汉克·保尔森说这话时,他的办公室死一样沉寂。周三早晨,将近24名财政部职员被召集起来,他们有的靠坐在窗栏边,有的坐在沙发扶手上,有的则站在保尔森的办公桌旁用记事本匆忙记录。办公室后墙挂着一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肖像画,这是1792年那件真迹的复制品,经历了这个年轻国家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考验。当时的财政部助理威廉·杜勒(William Duer)碰巧也是汉密尔顿的好友,他利用内部信息在政府债券上建立了一个庞大头寸。当债券价格下跌时,由于杜勒没能为这些债券套期保值而同样引起了财经界与社会层面的巨大恐慌。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密尔顿明智地决定不向他的朋友杜勒提供救助,转而指示财政部去认购政府债券以稳定动荡不安的市场——这是个典型的老式却有效、操作简单又极具启发意义的政府干预模式。

保尔森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张地轻拍着他的肚子。他表情痛苦地向财政部里的亲信们解释过去4小时内发生的巨变:这场危机指数在本周内所抵达的新高度,足以与7年前9月11日那场灾难相提并论。往好处看是不会有人因此受到生命威胁,但比恐怖袭击更广泛更长远的负面影响是,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公司摇摇欲坠,其麾下遍及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也危如倾巢之卵。

保尔森认为整个经济系统正处于崩溃边缘,那天早上杰米·戴蒙也致电表示对现状的无限忧虑。更令保尔森头疼的是,他现在不仅要为投资银行业犯愁,连美国创新之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也雪上加霜地加入崩溃名单。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直接告诉保尔森:能维持集团公司每天日常运营的商业票据资金几乎已停止滚动;而外界甚至传言摩根大通停止向花旗集团发放贷款、美国银行也停止对麦当劳特许经营商们发放一切款项;财政部的票据都在以低于1%的利率进行交易,好像只有政府支持债券是投资者唯一可以信赖的投资产品。

保尔森知道这是他所见过最可怕的“金融恐慌”,同时也可能是他在财政部任期内、将影响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最关键的时期。前一天晚上,伯南克和保尔森一致同意,是系统地把问题解决掉的时候了。之前那种一次决定一家金融公司命运的方式已不足以对付现在的纷乱局势。在贝尔斯登事件和雷曼事件之间,有着6个月的间隔,而摩根士丹利一旦倒闭,高盛极可能在6小时之内就步其后尘而去。若美国各大银行前赴后继地宣告阵亡,那就只有上帝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了。

于是保尔森召集下属,集思广益,寻求一套整体解决方案。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具体操作方式如何,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必需包含政府干预行为。虽然保尔森个人对申请政府救援这一行为充满反感,但基于现今的危机情势,他又不得不屈服并妥协。

“从财政方面着手救援可能是限定损失并停止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保尔森表示,为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将一些计划组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但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需要考量之处,就是这些计划组合在政治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

保尔森告诉下属,之前他已因美国国际集团的援助事宜被坊间非难,而这次他预料该提案必将招致大量政治批判,也为此做足了心理准备。

巴尼·弗兰克讽刺地宣布,他要提出一项建议,将雷曼破产的9月15日称为“自由市场日”。“国家对自由市场做出的承诺也只维持了一天,即9月15日星期一,”弗兰克说。

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也同样谴责这项政府参与的救市计划:“联储再次抛出数十亿美元税金去紧急救援华尔街那些贪婪高于责任的机构。”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补充道,“我完全不同意用纳税人的钱去紧急援助私有公司的决定。”

但保尔森认为,当前第一要务是止损并化解货币市场危机。高盛前银行高管史蒂文·沙弗兰建议道,财政部在这场救市行动里只需最简单的介入并保证提供资金即可。“我们有政府威信力,”他引用了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案来支持自己的说法。黄金储备法案专设了一项迄今总计高达500亿美元的基金,主要目地用于稳定重要市场 47 32558 47 15535 0 0 3718 0 0:00:08 0:00:04 0:00:04 3719沙弗兰继续表示,关键在于华尔街巨头们想要开启这项资金就必须绕过国会,直接得到总统的批准。

“就这样干吧!”保尔森别无他意,随即沙弗兰就溜出了房间,着手执行这项方案。

然而,要令银行业从动荡中逐渐稳定可不是项简单的工作。靠不住的经济政策助理部长菲尔·斯瓦格强调大家应勇于解决问题,而不能因担心政治援助带来的影响而回避问题。“谁也不希望美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他说。

斯瓦格和尼尔·卡斯卡里重新拿出他们写于今年春天,长达10页并命名为“击碎玻璃(Break the Glass)”的文章:政治救援简言之就是,发生流动性危机时,由政府介入并直接从债权人那购买有毒资产,从而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并能维持信贷展期。而政治救援计划的起草人必须知道,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和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各银行将会为其资产定价而疯狂争吵),但却能使政府以尽可能小的限度介入日常运营,这也是一些保守派所强烈渴望的。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卡斯卡里告诉保尔森。他已经参与到政府早期致力于帮助陷入困境的房主而设立的“希望联盟”组织当中。对于让那些资产负债表存在坏账的银行发放新贷款的难度,卡斯卡里有着第一手经验。保尔森的顾问丹·杰斯特仍在纽约处理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他通过电话扬声器争论道,他觉得相对于过于麻烦的政府购买资产行为,直接注资给机构更为简单明了。“这种方式会更便捷一些,”杰斯特说,同时解释即便市场状况继续恶化,这些资本的注入也能帮助银行控制下降的趋势。

金融机构助理部长戴维·内森则对杰斯特的的提案持有异议,他认为这种“直接又便捷”方法的困难在于它是“对国有化的诟病”。若政府直接向公司注资,自身也将合法地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而此类国有化行为正是这间屋子里的人最想避免的。“另外,普通民众是否会认为政府又准备‘美国国际集团’他们?”内森问道,他把政府这笔还不到24小时的投资直接当动词使用。当“击碎玻璃”这个方案第一次呈递给保尔森时,内森就充满认同感,如今,他也倾向于往该方向迈进。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场他们没有资本再次承担的灾难,购买资产时必须保持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明确界限。这项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并争取尽快在国会通过立法大纲。他们需要成吨的钱来实践“击碎玻璃”的救市计划,而且时间紧迫。

保尔森安排了卡斯卡里和一组财政部官员去实施这项计划:“击碎玻璃”是份理论上看起来很有意思但缺乏实践细节的计划书,离付诸实施还隔着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而保尔森只给了这些官员24小时来补充细节,以完成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会议结束前,保尔森问道,“实施这个计划要花多少钱?”

根据春季的情况,卡斯卡里估计差不多需要5000亿美元,但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他严肃地说:“我们需要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本来实行计划,可没人能准确把握现在这个乱糟糟的市场,也许我们会需要更多甚至是翻倍的资金。”

散会时,保尔森警告每个与会者要对此严格保密,接着他就给盖特纳打电话交换意见。

“你不能只是对外谈论关于银行资本需求的巨大数字,却没有涉及具体措施,”盖特纳告诉他,“如果外界知道了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挽救市场而该计划又最终没能得到批准,我敢肯定,你将引发一场更为可怕的恐慌。因此在一切尘埃落定前你得万分小心,绝不能让这个计划泄露出去。”

“真是荒谬,现在这种时候,我居然不能处理高盛的事情!”保尔森对他的总顾问鲍勃·霍伊特(Bob Hoyt)抱怨道。保尔森原定于下午15点和伯南克、盖特纳及考克斯通过电话会议来讨论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危机事件。但显然,碍于其职业敏感性,除非他能弄到一份豁免声明书,否则他将不能参加会议。

如今,不只摩根士丹利的处境岌岌可危,高盛也越来越让保尔森担心了。他认为,若高盛这一金融巨头也随之坍塌,那将代表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彻底毁灭。保尔森受够了自己对问题的逃避心态,并有些后悔曾签署一份道德协议,答应在其任期内不干涉任何与高盛相关的事务。那时,为表现某种诚意,对于与以前雇主的一般联系暂停一年的规定时间,保尔森答应将其延长到自己任期结束,但现在看来,他意识到自己是被这个决定反咬了一口。

盖特纳早在三月份的贝尔斯登事件之后就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对保尔森说:“你知道的,汉克,如果这些银行中的任何一家面临困境,除了高盛,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这个能力去接管他们。我们得做点什么来让你回避高盛的弃权声明书,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鉴于市场的极端情况,霍伊特告诉保尔森,现在唯一的可行之道是给他弄一份豁免声明书。事实上,霍伊特早已准备好了请求豁免的材料并拟好一份草稿。材料里证明,保尔森在就职前就已卖掉了名下的所有高盛股票,除了在高盛养老金计划中的剩余股权外,他不拥有任何与高盛相关联的财产。而这些养老金股权在保尔森的总资产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65岁以后,保尔森将能得到由高盛支付的10,533美元/年的养老金。所以保尔森可据此明确地告诉政府道德办公室,自己在这件事上完全回避了利益冲突。

保尔森明白只有获得豁免才能使自己参与处理老雇主的相关事宜,但这也同样会使关于他假公济私、帮助高盛度过难关的阴谋论甚嚣尘上,可碍于情势,此举之外别无他法。保尔森希望这件事至少能秘密地进行,他与霍伊特也就豁免声明书存在的保密性展开了讨论。

霍伊特联系了白宫顾问弗雷德·菲尔丁(Fred F.Fielding),菲尔丁是个深谙华盛顿的老手,对于金融系统的事,他知道该如何处理。霍伊特同时也联系了财政部道德办公室任命的官员伯纳德·纳特(Bernard J.Knight Jr.),纳特正好与白宫道德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仁一起去弗罗里达州参加会议。考虑到目前市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没做任何拖延便同意与会,并很快就接受了霍伊特的建议。

“我同意向你发放豁免权。虽然你的参与可能会影响或涉及高盛,你的行动也可能导致个别人有理由质疑政府计划和行动的一致性,但你在这其中所代表的政府利益,远比那些关注和置疑重要得多。”纳特在给保尔森的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

菲尔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副本方式,将官方正式豁免文件送到财政部大楼,白宫信件的抬头上赫然写着“本备忘录提供豁免……”

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你有责任加强美国政府的财政管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证美国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以服务美国民众,加强国家安全。

目前,你在前雇主——高盛公司的年金计划中拥有股份利益,但这仅占你个人投资组合中的极小一部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你在这个计划中的经济利益不会影响你对政府服务的忠诚度。有了这份豁免保证书,你就能以个人身份充分参与到那些会影响到高盛养老金计划的事务中去,包括高盛让你在这项计划之下所履行的义务。

于是,在公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整个豁免权事件就此完满结束,保尔森从此便能正式并自由地帮助高盛了。(完)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倒》,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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