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平：资管新规对资产端的冲击或超金融范畴
文/李克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监管者面临双重任务
在我们考虑市场的挑战以及派生的延续性的问题之前，我认为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监管者面临的挑战——新出台的《指导意见》包含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建立新框架、新原则、新规范，这是着眼于资产管理行业长期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基于全球金融市场数百年来发展的经验，来构建中国大资管市场下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二个任务是基于我们前些年资管行业或者是泛资管行业当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规范。
这样一个双重任务使得两者之间必然出现巨大差异。因此，如何平衡双重任务对于监管者来说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现实来说，为了平滑、稳妥处理现有问题，相关标准太高会引发一些意外风险。但是如果把标准降得较低，并延续到未来的框架和原则当中，又会给未来资管行业的规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关键是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刚刚结束的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今后三年“三大攻坚任务”之首，而重大风险之首便是金融风险。可见，中央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将，这不仅会给监管者带来压力，也会使其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对两大任务的取舍、权衡产生相关的影响。
对于监管者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制定政策方案的时候，向决策者充分、实事求是、全面地展示问题和各种真实的信息，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风险应对预案。任何超出预期的重大风险在今后的实施过程当中，都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影响。所以全面、真实、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出预案对监管者至关重要。
情景模拟和压力测算对市场至关重要
从产品的角度来看，银行理财及相关领域受打破刚兑、净值法估值等影响，应该是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保守而言，这将影响银行理财新增产品的资金，而新增资金的减少会引发连带可能的资产处置发生调整，由此还可能引发一些产品赎回。无论对于监管者还是资管机构以及资管子行业来讲，最关键的是分析并搞清楚传导机制。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真实数据，这对每个机构，每个资管子行业，乃至整个资管行业来说都是如此。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能够有效地进行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搞清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被冲击的深度和广度。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过渡期结束之后未到期的理财产品要有确定的应对预案。从目前的数据看，约九成理财产品在一年内到期，另外理财产品的剩余年限大约是3-4年。按照目前一年半的过渡期安排，势必有相当一部分会被甩在外面，对此要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一个简单的方式是延长过渡期，让期限匹配。当然还可能有其他选择。无论如何，对于已知的不确定性因素，完全放空并不是好的处理方式。
对资产端的冲击可能超出金融范畴
我个人认为，对于资产端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现在对行业内的问题有很多机构在关注，并且以各种创新去应对，但是对于资产端的冲击和影响，我个人认为不确定因素相对更多。
对资产端的第一波冲击是剩余期限的问题。这必须要找到应对预案，否则非常危险，可能引发其他事件，比如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或个人的反应力量远远大于金融机构，这种不确定性会超出一行三会的控制范围。
第二波冲击可能会超出金融领域的范畴。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融资平台，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包括财政部门不能再担保，中央政府代发国债以帮助地方政府，国家采用两个政策性银行帮助地方搞专项基金建设。目前，我们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银行对相关融资也在规范。整体来看，地方对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运作环境在趋紧，将来这一定会反映到实体经济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会超出一行三会的管辖范围，需要更大范围地统筹、协调和创新。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存在着变数，应当做好预案。
需要延伸考虑对银行体系的间接影响
对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在座各位银行工作者可能天天都在思考。我以中国历来清理整顿以及遇到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的经验和教训，在这里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或参考。银行在非标理财和与地方政府平台合作过程中，过去的协议和承诺未来的有效性如何？银行和通道机构在和地方政府协调的时候，用不用承担法律上的义务？有没有合作伙伴的关系？用不用尽人情道德的义务？如果都没有，会不会影响银行的信用？这可能对很多机构来说是一种羁绊。
此外，如果地方政府、银行、资管都在进行规范，那么当地方政府遇到投融资压力而又得不到资金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如何演变？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影子银行的问题？我觉得这需要延伸讨论。
防止政策效应叠加 是对监管协调的考验
对于监管和政策协调的挑战，我觉得核心是防止政策叠加。目前已经存在一些叠加的事实和效应。但是从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整个中央政策的中性基调来看，我认为已经考虑到了资管新政以及相关规范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压力，以及在规范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的解读是包含了一定的弹性，这个弹性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
从中长期来看，从紧政策对真正解决机制当中存在的导致风险的因素是有利的。但是在密集处理化解金融风险时期，过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信贷政策，以及相关的财政政策，可能会造成化解风险当中出现新的风险因素。政策定位应有利于发展，所以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状况会有对冲的作用。
这是监管方面面临的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作为三大攻坚任务之一，从中央政策和宏观审慎的角度以及相关的监管角度，我期待一个更加协同的效应。否则可能会导致在处理现有问题过程的过程中引发新问题，或是加剧一些问题。
资管机构面临竞争压力 和产品创新的挑战
在规范大资管进程的下一步，资管机构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统一监管规制、确定新的运作框架，对促进资管行业发展，资管行业有效竞争，确立机构竞争优势总体而言具有好的推动作用。这其中，人才竞争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通过人才的重新配置和调整可以大大加快机构的转型，但是人才竞争涉及到很多理念和操作习惯的问题，转型和转变相对缓慢。
此外，国际化竞争的因素也不能忽视。2017年以来，我们整个开放进程在加快，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而且全球资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资管市场国际化的加速，也取决于国内资本市场的环境。现在这种压力、趋势和供给力量已经摆在那里，关键是我们步伐快慢的问题。我认为，外资团队在标准化、风险管理和产品设计方面有很多值得本土团队借鉴的地方，这也是外资机构的竞争力所在。这对本土机构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所以时不我待，我们也要加快自己的步伐，且规范本身对行业也是一种重新洗牌。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不应教条化、简单化
毫无疑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根本目标。但是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教条化、简单化。教条化和简单化不仅会为一些错误做法提供借口，而且会使得金融创新本身受到一些不应有的制约，还会给化解金融风险制造不必要的矛盾，浪费我们的精力。这对于关注主要矛盾、主要工作是不利的，有时候还会演化为一种不应有的干扰因素。所以要坚持基本原则，不能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教条化、简单化。
金融机构本身才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核心所在
在当前、近期以及中期的一段时间，资管行业面临压力可能是该行业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供给方和需求方，还是监管者方，都需要一个适应乃至重构的过程。资管行业在这一时期出现行业发展放缓是完全正常的，否则反而影响行业前景，监管部门对此应有充分考虑。
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现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空间以及中国资管行业的现状和提升空间来看，我对资管行业的中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因为那些基本的数据和事实摆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全球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比较落后的领域就是金融，金融中比较落后的领域是直接融资，然后是资管，这是基本现实而不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当中存在机遇。资管新规的建立是中国大资管行业发展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下，在确定了相关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新资管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出现，期待资管机构可以真正专注于塑造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竞争力。
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的投资者背景发生了很多变化，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如果在取消刚兑之后，能有一个互动式教育，中国的资管产品可能将更加丰富，这是由投资者的基础背景变化所引发的。另外，从资产端来看，实际经济中的还存在大量需求没有相应的资产和产品去合理地匹配，因此这个发展空间也是巨大的。
对于中介服务机构来说，过去由于套利取巧是赚钱最快的方式，导致真正相对较规范的中介服务机构反而价值不大。随着资管行业回归本源，资管领域中的中介服务机构也会有好的发展，因为每家机构不可能什么都做，包括相关的中后台，所以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空间也是蛮大的。
最后，无论监管机构怎么做，无论新的规制如何确定，金融机构本身才是真正有效化解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只有大多数金融机构自身从理念、方法、程序上有控制风险的意识和相关技术手段，我们才可能真正实现有效化解风险，否则仅靠监管部门的规制是远远不够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发生在相对发达且规范的美国资本市场。金融和风险永远相生相伴，因此最有效的化解防范风险的办法就是所有金融机构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延着正确方向成长。（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订阅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8年1月10日（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牛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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