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历史
简介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个经济思想学派，因其创始人和早期支持者，包括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来自于奥地利而得名。
其他重要的奥地利学派论著家和经济学家包括穆瑞·罗斯巴德，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目前从事研究的，既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的学者，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这个学派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共同标识，是由于他们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及其恰当方法享有某种一致观点。
这个学派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并以人主观选择的复杂性为由，认为对不断演变的市场进行数学建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视为“江湖骗术”，避开他们认为“天真的”和毫无意义的经济数学建模。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往往强调市场有机、主观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质，主张强有力地保护私有财产权，支持严格执行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认为这才是促进经济交换的最佳方式。对于经济，他们一般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商业贸易所受强制（尤其是政府施加的外力）最小化，是确保长期经济稳定和福祉的最有效方式。
特别是，他们对于政府参与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扭曲和破坏，表达了十分严重的担忧，认为该领域的政府管制很少是必要的或可取的，且常常引发“棘轮效应”，因为现有管制惹出的麻烦，往往被归咎于自由市场，从而给进一步破坏性和强制性侵犯市场制造理由。他们特别批评了政府长期入侵私人货币的生产领域，主张所有强制性法定货币法都应立即废除，重返完全准备或自由的银行业。这样，金融体系就将是去中心化的，而非由强制性垄断政府或垄断性中央银行所主导或控制。
正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始于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而其历史，可追本溯源至15世纪。这个学派的出现，公认要等到1871年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引入主观价值论理念，开始经济思想所谓“边际主义革命”的三部作品出版。
奥地利学派的其他早期理论家，包括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和维塞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不再需要来自奥地利。“奥地利”这个词用于描述一个特定的经济思想学派，而不是其学术实践者的国籍。
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论起早期思想家（比如尼科尔·奥雷斯姆）的知名贡献，奥地利学派可追溯到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从事写作和教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追随者。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创建了第一代现代经济理论。用当代术语来讲，他们是自由贸易和财产权的辩护者，历数代人发现并解释了供求定律、通货膨胀的原因、外汇汇率运行以及经济价值的主观性质。他们赞成财产权、契约和贸易自由。“奥地利学派学者与经院哲学家的观点相同，即认为不存在一种处理独立变量的经济科学，经济问题是更广阔社会现象的若干方面；只有如此对待它们，才是最适宜的研究方法，而不应把经济问题扭曲地分离开来进行分析。”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纹章
座右铭：Omnium scientiarum princeps Salmantica docet（拉丁语）
意为：萨拉曼卡教导所有的科学原理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著，《商业性质概述》，是由理查德·坎蒂隆于1730年写成。坎蒂隆受过经院哲学的传统教育。他生于爱尔兰，迁至法兰西。他认为经济学是个独立研究领域，并运用“思想实验”来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看成一个企业家过程，坚持奥地利学派风格的货币创造论：货币以渐进方式进入经济体，循序扰乱价格。
坎蒂隆之后的杜尔哥，旧制度下信奉市场理念的法兰西贵族和财政部长，一位重农学派学者，经济学著作少而精深。他的论著《价值与货币》，清晰阐明了货币的起源，揭示出经济选择的实质，在于它反映了个人偏好的主观排序。杜尔哥解决了令后世古典经济学家头疼的“钻石与水”著名悖论，阐明了报酬递减规律，并批评了高利贷法令（晚期经院学派的症结所在）。他赞成经济政策应遵遁古典自由主义，建议废除和政治关系紧密的行业所获一切特权。
18至19世纪，法国涌现出一系列伟大的经济学家。杜尔哥是他们的智识之父。在这些经济学家当中，最引入注目的，当数萨伊和巴斯夏。萨伊是第一位深入思考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他意识到，经济学不是关于数据的累积堆砌，而是关于普遍事实的语言阐明（例如，需求是无限的，手段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
萨伊发现了资源定价的生产力理论，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和“萨伊定律”：只要容许价格调整，那么在自由市场上，就永远不会出现持续的“过度生产”或“消费不足”。萨伊是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的捍卫者，巴斯夏也是如此。作为一名支持自由市场的新闻记者，巴斯夏也认为，非物质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遵循着经济规律。他有许多经济寓言，其中一则，解释了后来被黑兹利特所通俗化的“破窗谬误”。
成型中的前奥地利学派传统，尽管理论成熟度很高，可主要出于政治因素，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不列颠学派（英国古典学派）占了上风。这种英国传统（基于客观成本和劳动生产力价值论）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资本剥削论的兴起。
奥地利学派第一代学者
1871年，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多年来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传统，首次面临严峻的挑战。门格尔，作为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兰西”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并将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和同期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作品一道，门格尔阐明了经济价值的主观基础，首次充分解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单位数量越多，他赋予该财货任何给定单位的评价也就越低）。此外，门格尔展示了货币是如何源于自由市场：当最适销商品用于交换其他商品而非满足消费所需时，就产生了货币。
门格尔的这部著作，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支柱。当米塞斯称誉这本书把自己“造就成一名经济学家”时，可不光指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还指门格尔运用于这门学科的方法本身。和这一传统的先辈一样，门格尔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当成是个人选择的科学。他在12年后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和德国历史学派展开论战。德国历史学派拒绝接受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效劳于国家的数据积聚。门格尔对于“理论”的辩护，让他们徒生恶感。因为门格尔及其追随者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职，他们便给起了个贬称“奥地利学派”。这个称呼延用至今。
门格尔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哈布斯堡王室年轻但不幸的王储鲁道夫的导师。他把经济学当成是根植于演绎逻辑的人类行动科学，为后世理论家拒绝社会主义思想的支配铺平了道路。实际上，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影响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极好的入门读物。
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庞巴维克——门格尔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接受了门格尔的理论阐述，在作了重新表述之后，用于分析关涉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的一系列新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于1884年出版，彻底澄清了思想史上的种种谬误，坚定捍卫了这样的思想：利率并非人造，而是内在于市场，它反映了“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即人们偏好更早而非更晚满足需求的倾向（后来为法兰克·菲特所扩展和辩护的理论）。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一般商业利润率即利息率。资本家节省资金、支付劳动力报酬，等到最终产品出售，才获得利润。此外，他还证明资本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多样结构。经济不断增长，不仅仅因为资本投资越来越多，还因为生产过程跨度越来越大。
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剥削论展开了长期论战。早在布尔什维克掌握俄罗斯权力以前，他就批驳了资本和工资的社会主义理论。庞巴维克还举办了一个研讨班。米塞斯后来在维也纳创办的研讨班，正是以之为典范。
庞巴维克赞成那些尊重经济规律乃永存不变事实的政策。他认为，干涉主义是对市场经济力量的侵扰，长期来看无法成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岁月，他三度担任财政部长，为平衡预算、稳健货币、金本位、自由贸易以及废除出口补贴和其他垄断特权而努力。
米塞斯和哈耶克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著述，让奥地利学派作为考虑经济问题的统一方式，地位更巩固，也为该学派大举进入英语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可在门格尔分析中的某个领域，庞巴维克并没有多下精力、详细阐述，那就是货币，“微观”和“宏观”方法的根本交汇点。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接受了挑战。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他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如何应用于货币，并清晰表达了他的“回归定理”，表明货币不仅源于市场，而且必然始终如此。借助英国通币学派、维克塞尔利率理论和庞巴维克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勾画出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大致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任命米塞斯为教员。庞巴维克研讨班讨论米塞斯的这部作品，就足足花了两个学期。
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中断了四年。在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三年炮兵长官，一年经济情报参谋。1919年，战事结束时，他为了这个倾颓帝国中少数族群的经济和文化自由发表了《民族、国家和经济》，阐述了战争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因为大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小本杰明·安德森的努力，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在美国赢得关注。（米塞斯的作品受到了凯恩斯的咒骂。凯恩斯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的政治一片混乱。在当时奥地利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成了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就结识了鲍尔。他连续几晚向鲍尔解释经济学，最终说服鲍尔放弃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认为米塞斯不可宽恕，发起反对他的学术政治战争，阻止他在大学获得付薪教授席位。
米塞斯没被吓倒，反倒投身于社会主义本身问题的研究。他在1921年写下了一篇重磅论文，又过了两年，他把这篇论文转化成《社会主义》一书。社会主义不容许私人财产或资本货物交换，因此无法给资源找到它最高价值的用途，米塞斯预言，这将导致彻底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米塞斯发出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从经济角度解释其体系如何运作，直到当时，他们还在回避这一任务。奥地利学派学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爆发论战，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场辩论胜负已见分晓，社会主义者是优胜一方，直到1989年苏东阵营崩溃。
与此同时，米塞斯为自由市场的声辩，从社会主义事业中吸引了一批“改宗者”，这其中包括哈耶克、罗普克和罗宾斯。米塞斯开始在商会办公室举办私人研讨班，参加者有马赫卢普、摩根斯坦、冯·哈伯勒、舒茨、施特里格尔、沃格林、罗丹，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在20世纪20-30年代，米塞斯还在另外两条学术阵线上展开论战。他用一系列文章捍卫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给予德国历史学派以致命一击。他后来称之为人的行动学或行动学逻辑。他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让他的学生哈耶克负责这项研究。
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档案照片
这一时期，哈耶克和米塞斯以商业周期为题，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警告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委员会援引了这项成就。哈耶克在英美从事研究时，以汇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在新政和二战之后协助恢复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他的丛书《法律、立法和自由》，详尽阐述了晚期经院哲学的法学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批判社会正义这样的平均主义和万应灵丹。
走出奥地利
20世纪30年代末，奥地利刚经历了全球经济萧条，又面临纳粹接管的威胁。哈耶克在米塞斯敦促下，1931年就动身去了伦敦。1934年，米塞斯本人搬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从事教学和写作，接着移民美国。这种人事飘零，削弱了奥地利学派，但也让其观念，在英语文化圈中更广为人知。纳粹，深知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死对头，查抄了米塞斯公寓的文档，并在战时藏匿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米塞斯的观念，通过罗普克作品的渗透，还有艾哈德的政治才干，导致了德国战后的经济改革，重建了这个国家。接着在1992年，奥地利档案学家在莫斯科重新开放的档案中，发现了米塞斯被盗的维也纳文档（详情查询本公号“唯一进入“蝙蝠侠”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是谁？你肯定想不到。”）。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写下了巨作《国民经济学》，到美国后又修改及扩充成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他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称《人的行动》为“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它让经济学成为一个整体。”这部作品迄今仍然是界定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论著。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决然倒向凯恩斯主义而不待见此书。凯恩斯主义思想，不仅接受法币、部分准备银行和中央银行业务，还这样假定：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市场有时并不像经济中的政府决策那样“奏效”——它的全部原则，都是米塞斯拒不认可的、当成谬误的。
虽然米塞斯从未获取和他相称的付薪学术职位，但在纽约大学，他身边聚满学生，就像他在维也纳时一样。甚至在米塞斯移民之前，新闻记者黑兹利特作为他最首要的支持者，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给米塞斯的著作撰写书评，并以《一课经济学》这样的经典之作，来推广普及米塞斯的思想。然而，黑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句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恢复了萨伊在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黑兹利特遵循米塞斯坚守原则、永不妥协的榜样，被迫四度离开新闻媒体的高位。
米塞斯的纽约研讨班一直持续到他1973年去世前两年。在这些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研讨班，并成为奥地利学派学者。他和“主流”经济学渐行渐远，对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也就越深越透。
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罗斯巴德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学者。然而，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时受阻，主流经济学思想流派对他观点的排斥，贯穿于他整个职业生涯。他虽多产而博学，却从未在一所常春藤高校获得过学术职位。他不得不接受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后来担任内华达大学经济学教授。
扎根于众多奥地利学派学者的传统，罗斯巴德在观念上毫不妥协，并且因为观感上的激进特征，而被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所排斥，甚至在那些通常赞同他观点的右翼保守派中，也是如此。威廉·巴克利因罗斯巴德身故撰写了一篇尖酸讣告，而艾因·兰德的支持者，最后竟不承认他关于大企业政商勾结带来腐蚀影响的观点。
罗斯巴德在其著作《美国右派的背叛》一书中，述及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真正精神”所遭到的背叛。
在经济议题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效仿《人的行动》，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福利和国家理论——加强和巩固了米塞斯本人的观点。罗斯巴德运用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的思想路线，将经济科学运用于自然权利财产理论的框架之内。
结果是为财产权、交往自由和契约自由为基础的无政资社会秩序提供了彻底辩护。罗斯巴德扩展了，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思想的观点，消除了矛盾，得出了比米塞斯早期著作（其本身在所处时代被认为是激进的，甚至迄今仍然如此）更激进的政策结论。
紧接着这部论著，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探究。他应用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证明了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要归咎于先前的银行信用扩张。然后，在一系列有关政府政策的研究中，他建立了审视市场当中各种干预措施效果的理论框架。
罗斯巴德扩展和“激进化”了奥地利学派，他接受了米塞斯的见解，并推动它们达到了逻辑的终点。和米塞斯认为国家有其作用（提供法律、秩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观点不同，罗斯巴德认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可以——也应该——由私营部门生产。他认为，许多条令法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颁行，不过是在策划自私的权力攫取；没有真正市场竞争的制约，政府官僚就会务于后果危险、无拘无束的自我扩张。罗斯巴德认为，政府提供商业服务，涉及到内在的低效率，并主张真正的竞争，会消除这种低效率，如果这些服务能由私营部门提供的话。
罗斯巴德同样谴责国家社团主义。他举出很多情况，批评了商业精英勾结政府垄断力量，影响法律和监管政策，损害竞争对手而发不义之财。在后来发展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个领域，他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家。然而，现在很少有人把他的工作和这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
他认为，征税代表了大规模的强行盗窃，“对于强制暴力的垄断”，禁止人们向竞争性供应商自愿从而更有效率地采购国防和司法服务。他还认为垄断性法币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和部分准备金银行，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合法化金融欺诈形态，与自由至上原则和道德观念相悖。
正是罗斯巴德，在美国牢牢确立了奥地利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以《孕育于自由》（1-4卷），他关于美洲殖民地及其脱英独立的四卷本史论。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由的伦理》中，自然权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再度结合。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性经济篇章，收录于两卷本《行动的逻辑》（爱德华·艾尔加《世纪经济学家丛书》）。
在米塞斯夫人玛吉特、还有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协助下，米塞斯研究院于1982年成立，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提供了一连串新机会。通过源源不断的学术会议、教学研讨会、书籍、专题论文、通讯、研究甚至影片，他们把奥地利学派推入了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轨道。
奥地利学派进入新千年，新支持者众，其中经济学家著名的有西班牙的德索托、德国的许尔斯曼和美国的安德森、墨菲和布拉克，作家有伍兹、罗克维尔和戈耶特，还有彼得·希夫和罗恩·保罗这样的媒体评论家和公众人物。有评论认为，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术和思想新近以来的一场复兴。（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18年2月19日（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苏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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