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篇

编者语：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并以人主观选择的复杂性为由，认为对不断演变的市场进行数学建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敬请阅读。

译者/禅心云起

I 方法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张，应严格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从个体当事者的角度来分析人的行动。这种方法，也叫作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行动学逻辑）。它的支持者认为，达成有效经济理论的唯一手段，是从人类行动的基本原理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导结论。他们主张，行动学逻辑方法容许发现的，是对一切人类行动皆生效的基本经济规律。除了行动学逻辑以外，这个学派历来还赞成，为处理特定的历史事件，对历史宜采用解释方法。

奥派学者拒绝将经验统计方法，作为适用于经济学的工具：在实验室条件下孤立各因素的作法，固然适用于自然科学，可人类行动太过于复杂，我们就不能像对待被动的非自适应对象那样，对人类行动采用这种“数值”处理方式。实际上，应该孤立出来的，是人类行动的逻辑过程。米塞斯把这门学科称为“人的行动学”——这个词是他从埃斯皮纳斯（Alfred Espinas）那里改借而来（但他人用过）。

相反，以不可否认的、不言自明的公理或关涉人类存在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为起点，大量使用演绎论证，是奥地利学派行动学逻辑方法的基础。奥派学者进一步推出某些结论所借助的主要公理是行动公理。该公理认为：人类对选择的目标采取了有意识的行动。

奥派理论家，如米塞斯，坚持认为，行动学逻辑必定是价值无涉的，即该方法回答不了像这样的问题“这个政策该不该执行？”，而回答“如果这一政策得到实施，它是否会达成你意图达成的效果？”然而，奥派学者经常提出政策建议，呼吁取消政府管制，其政策处方往往和自由至上（或无政资）解决方案重叠。这些政策建议，想法上类似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不过更深远，还经常处理其他学派所忽视的问题，如货币改革。

和这种演绎方法一致，米塞斯反对在经济模型中使用复杂数学建模和经验概率建模（20世纪后期经验概率的运用在金融和其他经济学领域变得普遍起来）。相反，他的行动学方法基于前述的演绎论证。根据米塞斯的理论，演绎性质的经济思想实验，如果能够执行无误，就能从根本假设出发，无可辩驳地得出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是无法通过经验观察或统计推断来发现的。

奥派学者认为企业家才能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将私有财产视为资源有效利用的关键，还通常（如果并非总是）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过程，是适得其反的。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奥派学者反对古典的生产成本理论，最著名的当属劳动价值论。相反，他们援引个人主观偏好来解释价值。该学派于世纪之交在维也纳诞生，正由于门格尔经济学这一精神方面。解释供求关系要同时借助于：1）个人决策，依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只有个人而非集体做出决定；2）边际论证，比较递增量的成本和收益。

邓恩（Frank van Dun）概述了这些方法之间的基本区别：

“实证主义在‘法律’和‘经济学’这类领域所坚信不疑的教条是：每种秩序都是人造的。没有自然的秩序，就算有的话，这种秩序也不适合做科学探究的对象。因此，只有在把人伪装成‘人造之人’的情况下，才能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在经济学中，实证主义通常涉及的，是受一种模型或拟态规则约束的‘理论结构’（例如效用函数）的人格化。它符合现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需求自给式’（want-satisfaction）技术的刻画，但显然对无政资主义者关于真实人类世界有序及无序状况的研究计划是无用的。

Ⅱ 对主流实践的批判

比起主流经济学家借助（奥派学者以为“天真”的）经验主义模仿“硬”科学（自然科学）之举，奥派学者认为本学派的方法要优胜许多。主流学术界通过计量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天真”尝试，带来了有疑问的结果。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凯恩斯主义批判者哈恩（L.Albert Hahn）在1952年10月指出：

“很少有人意识到，相信‘科学’商业预测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预测狂躁症，都是新现象。直到1930年左右，严肃经济学家并没有大胆或天真到——假装能够预先估计繁荣和萧条的到来。这本就不符合他们关于自由经济运作方式的总体观点。他们认为经济未来基本上依赖于不可预测的价格-成本关系，还有企业家同样不可预测的心理反应。预测未来的商业状况，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是一种江湖骗术，这就像预测（比如说）两年后的国会决议（…）整个方法的基本错误在于这一事实，即客观数据和社会成员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视为机械的。但是，人仍然是人，而不是机械人（…）他们（英美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所受的教育不够，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直到最技术性的细节，如外汇乘数（即出口乘数）的概念——就是重商主义，更准确说，不折不扣的约翰·劳主义（…）阅读、引用、赞美乃至互相提携，局限在自己的圈子内，不会将这些经济学家从自愿的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们愿留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他们将继续预测不可预测的情况。

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忽视了奥派学者的声明，即经济学预测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并继续关注经济的数学建模。这样的建模来自对人类行为和偏好的简化假设。但以往也有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持有和奥派学者相同的观点，避免计量经济学分析，蔑视那些控制统计数据的企图，而这些数据并不适宜中央的控制、指导（或预测）。例如，威利斯（H.Parker Willis）和他人合著的1936年教材《中央银行理论与实践》中有如下表述：

“建议各国央行放弃他们不成熟货币理论中的莽撞冒险、华而不实的贸易统计测量、投机利益集团草率匆忙的心怀不轨。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可以实现某种模糊的‘稳定’，从长远来看，这种稳定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奥派学者排斥主流实践，长期以来认为，主流经济模型的预测记录惨不忍睹，理论性经济建模和风险分析在最急需时全然无用——他们把全球金融危机引为众多例证之一。 然而，某些奥派追随者也因不断预测“灾难性”金融危机，被贴上了“杞人忧天”(Chicken Littles)的标签。

Ⅲ 贡献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某些重要贡献列举如下：

货币回归定理：米塞斯假设货币创造是一个时间依存性过程。市场参与者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自发参与易货贸易，就应该普遍接受何物为交换媒介，迅速达成市场共识。一种商品成为基于各参与者主观价值的“货币”——他们关于其他贸易者接受这一“商品”充当货币的过去经验——以及别人会接受这种财货的未来预期。如果大家都不再相信别人将来会接受这件商品，那么这件商品也就会立即失去其适销性或“货币性”。

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根本否定：把经济学功能当成是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而非具体数量，接受演进或“起源-因果式”方法，一反“静态”均衡和完全竞争方法固有的所谓“不真实”和内部紧张。后者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奥派方法也受到以下信念的推动，即计量经济学本身有误导性，因为它在本无“精确”可言的经济学中，制造了虚妄的“精确”。

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以劳动价值论站不住脚的“价值转形”问题为靶心，还做出这个相关论证，即认为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他们给工人带来好处，因为他们要预先付给工人薪酬，待工人协助产出之后，自己才能从产品中取得收入。

庞巴维克证明了门格尔系统表述的边际效用定律，必意味着古典的成本定律，因此也就意味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绝大多数结论。米塞斯学生乔治·赖斯曼后来在其作品《资本主义》中，充分发展了这一发现，并探求其含义。

强调了价值界定中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价值的另一独立因素。（英国奥派经济学家菲利浦·威克斯蒂德采纳了这一观点）。

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被认为解释了萧条：货币政策设定的利率，偏离了个人的时间偏好，而萧条是对这个利率促成的跨期生产结构的反应。

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价格容许经济主体利用分散的隐含知识。

利息的时间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是通过付给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通过跨期选择，即借贷双方不同的时间偏好，解释了利率。

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前者称后者的理论是有缺陷的，社会主义因为不能设定价格，也就不能认识到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所以不能做出理性决策。

哈耶克是1929年大崩溃前发出严重经济危机警告的寥寥几位经济学家之一。1929年2月，哈耶克警告说，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是不计后果的货币扩张不可避免的后果。

强调经济决策时的不确定性，不依赖于决策时充分了解一切相关影响因素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完美知识永远不存在的事实，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意味着风险。

看到企业家收集和评估信息以及根据风险采取行动的作用。

强调选择的前瞻性，将时间视为经济中不确定性的根源。（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18年2月23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彭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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