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一百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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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开场语：

　　中华历史文化，源流有自，非图以臆断妄说，自谓悠久。近世考古发掘，每见器物文字，虽历尽千百年，亦可辨认识读，或补史实传递之缺；或纠前人著述之误，足证吾国文脉未绝，流传有绪。

　　光明讲坛今刊张德芳教授演讲《西北汉简一百年》，两汉风云故事、山河人物，如在眼前，从中不难神会古人，领略民族发展之沧桑。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

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

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两千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汉代官文书简册

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

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

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

 

贝叶经

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甲渠候官复原图

从疯狂盗挖到科学考察，西北简牍的发现与保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

1906 年4 月27 日到1909 年1 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见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而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斯坦因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几批汉晋简牍的发现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它不同于清末民初那种外国探险家利用中国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随意胡挖滥掘的盗掘行为，而是由章程和协议规范约束的科学考察；其次，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再次，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尤其重要的是所获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不许带出国境。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

中瑞西北考察团

两汉的居延地区隶属河西四郡的张掖郡。两汉政府不仅在此先后设置了居延县、张掖居延属国，还修筑障塞烽隧，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驻守。这10000多枚汉简就是当时管理和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历史档案。

居延汉简

1949年以后，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下面分地区叙述之：

武威汉简武威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的。整理者根据内容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本378简，有《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除《士相见》一篇完整外，其余六篇均有缺失。乙种本只有《服传》一篇，37简，同甲种《服传》内容相同，只是简形短小狭窄，字小而密。丙种本34简，《丧服》经一篇。根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武威简本《仪礼》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也不是刘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研究《仪礼》的版本、流变、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具有重要意义。王杖十简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该地发现《王杖诏令册》26枚。二者互为补充，记录了两汉时期尊礼高年、优抚老人的诏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资料。武威医药简，1972年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墓。共92简，包括30多个医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总共用药100多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69种，见于《名医别录》者11种，两书未经记载者20多种，是我国医学的重要遗产。

武威汉简

居延新简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在两汉时期分属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纪30年代在此发现的汉简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简7944枚，第四隧出简262枚,肩水金关出简11000多枚,总共20000多枚。这是居延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数量相当于30年代出土的两倍，而且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的又一次重要发掘是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考古所陆续完成的。发掘地点分别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居延汉简

敦煌汉简敦煌简主要包括马圈湾汉简和其他地点零星出土的散简。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10月，其地点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隧遗址。所出1217枚汉简中，最早纪年为元康元年（前65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简中关于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王莽用兵西域的记录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汉简除马圈湾汉简以外，还包括其他若干处零星采集和出土的300多枚。出土地点分别是后坑墩、小方盘城及其南面烽隧、盐池墩、大坡墩、臭墩子墩、小月牙泉东墩、酥油土、清水沟等等。还有玉门花海出土的91枚简，因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习惯上也包括在敦煌汉简中。

敦煌马圈湾汉简

悬泉汉简悬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该遗址共出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已经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出土地点在敦煌市以东64千米的一处汉晋邮驿遗址。由于数量多，且集中于一个地点，简牍内容又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与纯乎烽隧障塞出土者有所不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悬泉汉简”。悬泉汉简就其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言，都可推许为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简上最早纪年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主要反映这218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实。整体内容以中亚西域、邮驿交通、民族关系、丝绸之路、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为其特色。

悬泉汉简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甘谷县渭阳乡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只有23枚。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简文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一份优礼宗室的诏书，对研究东汉中后期贵族与豪强之间的矛盾有重要价值。 

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永昌水泉子汉墓中出土木简600多枚，内容主要是《仓颉篇》。其中的章法和句读与过去发现的同类识字教材多有不同，为研究《仓颉篇》的内容、流传和版本提供了新资料。 

青海上孙家寨汉简1977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共出汉简240多枚。内容主要是兵书、军法、军令类的摘抄和汇编，时代在西汉武、昭、宣时期，是继山东银雀山汉简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文献的重要发现。

西安汉简1980年4月出土于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共出残简115枚，内容主要是医方和病历，还杂有祥瑞的记载。同墓出土王莽时期的货币，汉简的时代当在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 

1949年以后的60年中，西北简牍除上述8处集中发现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比如新疆文博部门和日本学者联合考察楼兰、尼雅时就有少量汉简发现；近年来河西各市、县在文物普查时，也采获过少量汉简。（作者，张德芳，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0年6月17日"光明讲坛"）

西北汉简出土地烽燧遗址

审核：朱建军

肖从礼

编辑：赵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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