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我评张学良
冯学荣：我评张学良
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这一年对他的父亲张作霖而言，是一个好年份，因为张作霖这一年，转正了。这一年之前，张作霖是民间武装“保险队”的头人，但就是在这一年，张作霖被增祺瞅上了。增祺将张作霖吸收到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中，给了他一个游记马队管带的职位，从今开始，他终于吃上了公粮，这奠定了他后面事业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予张作霖第二次机遇。武昌起义之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觉得张作霖为人愚忠，可堪重用，于是委以保卫奉天的重任，张作霖入奉天，诛杀革命党党魁张榕，东北局势肃然安定，张作霖为清政府纳下第一张投名状，只可惜，太迟了。
顷刻，清政府覆亡，袁世凯执掌民国总舵，张作霖留守东北，表面上归顺袁世凯，实际上心里对大清帝国的恩德，念念不忘。张作霖与满清废帝的皇室遗臣，秘密往来不止，紫禁城的废都上下，亦将张作霖视为火种之一，留作日后“光复祖业”，才堪大用。
张学良遗传了其父的彪悍性格，自少年时期就立志从军，张作霖戎马一生，深知从军命贱，最初并不同意，但张学良志气颇坚，张作霖最后为其所动，允诺只要张学良学军成功，可以让他带兵。
（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不但长相酷似，连性格也遗传十足）
于是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堂，学军事，并以优秀成绩毕业，甫一毕业，张作霖就委以重兵，让张学良学习带兵。张学良年纪轻轻，就手握重兵，一呼百应，但是其人年少风流，自此时已现。
东北军无数官兵留下了回忆证言，称张学良早在东北带兵初期，就开始玩女人，女子走马花灯，部下都记不住名字，遂以绰号称之，例如身材高大的女子，唤做“大洋马”，张学良年少轻狂，我行我素。
张学良带兵不久，就追随其父，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学良带兵打仗，爱兵如子，体恤部下，其性格人品，有此可观之处。
日本帝国虽与袁世凯政府签署《民四条约》，但日本在东北种种扩大利权的行为，一直受到张作霖阳奉阴违的抵制，始终无法真正落实，中日《民四条约》在东北，长期形同白纸。
1925年，张作霖部下猛将郭松龄举兵反张，张作霖形势十分危急，于是他求救于日本关东军，并允诺：救我之后，给你落实殖民利权。日方出兵出枪相助，郭松龄败北身死，事后张作霖出尔反尔，仅给予关东军酬金一笔，而落实殖民利权一事，则拖之不予兑现，此埋下张作霖三年之后被杀之伏笔。
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张氏父子深受其影响，张家立场，从亲日逐步走向反日，对历史条约，多拖沓推诿，不予落实，张作霖不敢承担卖国骂名，对日本殖民者说一套，做一套，经常是将来访日人玩弄于股掌，一边叫日人找A官办理，一面又偷偷叫A官请假旅游躲避，此乃张氏惯用手法，日本人日久醒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参谋炸死，策划者河本大作，实施者东宫铁男，河本有自供状，东宫死后留有《满洲日志》，均系铁证，而至于民间所传之赤俄克格勃档案，即便有之，亦多半系冒领功勋。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此说很难推翻。
（炸死张作霖的直接操作人东宫铁男，1937年11月于淞沪战场战死，死后留下日记《满洲日志》，记录自己于皇姑屯事件爆发前后在皇姑屯铁路交叉点反复踩点侦察，但炸死张作霖当天的日记则被他全部撕毁）
张作霖死后，日本政府害怕东北被国民党统一，不断派出说客，劝说张学良勿与蒋介石合流，日方之动机为避免东北殖民权益被国民政府收回，则日本失去在满洲发展之根基。张学良不为日本说客所动，毅然宣布易帜，东北并入国民政府，日本帝国愕然。
张学良幕僚王家桢从间谍蔡智堪手中获取《田中奏折》日文手抄本，如获至宝，当即安排人手翻译增补，并于1929年底以中文发表于中国报纸，举世哗然，然此份文件，谬误颇多，真伪至今仍大存争议。
张学良接手统治东北，立马着手收买日本政治家床次竹二郎，以政治献金，助其参选，以期床次组阁、放弃日本帝国在满洲的既得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床次写给张学良之献金收据，被日军搜获，日本媒体公布之，举国声讨，时称“五十万元事件”，日人更恨张氏。
（收受张学良政治献金的日本政治家床次竹二郎。床次答应张学良：你资助我参选，一旦我组阁成功，我可以让日本放弃满洲殖民权益）
张学良易帜之后，与国民政府上层社会交往频繁，据其本人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亲述，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上流圈子，常做之事，就是御人妻女，民国不少军政要员，其妻女眷属，都与张学良有一腿，然人人畏其兵马，敢怒而不敢言，学良性格率真，每遇爱好之女，必御之，是为民国上流社会公开之秘密也。
时国民政府兴“革命外交”，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张学良既然归顺民国，为向民国表忠心，决意在东北与赤俄打一仗，以表明自己的“爱国”与“革命”，于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派兵攻击赤俄“中东铁路”办事处，杀其兵马，驱其文员。
此举遭到赤俄出兵疯狂报复，国民政府不敢出兵相助，事件遂以张学良一纸妥协告终，中东铁路恢复原状，此事对张学良心理影响很大，张学良从此明白：未获中央坚定支持、举国一致备战之前，不要与任何帝国发生冲突，否则东北军折兵损将，得不偿失。
（张学良为表明自己也“革命”，主动纳投名状，攻击赤俄的中东铁路，被苏军击败，这件事使张学良获得教训：除非举国一致准备战争，否则东北军不能独力与任何列强对抗）
此刻国民党实质上并未统一中国，1930年遂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国民党，此为再纳投名状。还算押对了宝。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且赤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日本帝国面临经济与国防的双重压力，于是急于在中国东北落实《民四条约》、扩大利权，一为转移日本国内经济压力，二为充实对赤俄国防。张学良受革命外交思维影响，不但不予日方落实利权，而且在东北修筑铁路网，对日人经营之“南满铁路”实施包围政策，意图迫使日本殖民者经济破产、使其主动撤离满洲。
在这几年间，许多人（例如孙传芳）曾经规劝张学良，在东北的排日救国措施，不可太过激进，否则适得其反，张学良少不经事，且身负国仇家恨，对一切绥靖意见，一律不予采纳，决意以国民政府为靠山，坚决反帝救国，一意孤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日本军阀深感国势不进则退，遂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契机，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东北三省。张学良在事变的最初，决定不予抵抗，乃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1、张学良以为，这只是沈阳小范围的微型军事冲突，未料到关东军竟敢鲸吞整个东三省；
2、1929年中东路之战的失败，使张学良深受教训：未获中央举国一致对外之前，不宜独力与任何帝国单挑，否则只会自损实力；
3、国联（国际联盟）正在调查处理东三省沦陷一案，张学良对国联的主持公道抱有侥幸心理。
不料国联出台的《李顿调查报告》对中日两国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方面指责日方行为乃属侵略，一方面又指责中方不守历史条约，其给出的调解方案乃将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结果中日两国，均不接受此调解方案，而日本帝国更是为此，悍然退出国联，决意与世界为敌。
东北沦陷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对日国防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和敷衍国内一波强过一波的抗日激进声浪，蒋介石这才知道，自己从北伐时期就已经点燃的民族主义烈火，现在已经烧旺到自己无法扑灭的地步，古人说骑虎难下，种瓜得瓜，恰如其分。
此时的国民政府有以下的两难：
两难选择之一：如果坦率告诉全体国民：我们正在购买武器、暗中练兵，十年之后，我们一定武力收复东三省。但是如果这样公开说了，日本帝国势必听到，则日本会先下手为强，中日战争会提前多年爆发；
两难选择之二：如果国民政府对购买武器、扩军练兵等秘密备战之事对国民不公开，则国民会说你是一个卖国政府，国土沦陷了，你为什么不打？这样就会大失民心，而且会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借此向你发动攻击。
国民政府选择了第二项，果然不出所料，民心不服，从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间，两广系、西北系、（删减）系等诸多反对派就是揪住国民党的这个痛处，煽动民众和Students，攻击国民政府，使国民党内外交困，苦不堪言。国政之难，如烹小鲜，如走钢丝，衣履在身，冷暖自知。
张学良失去东北地盘之后，如丧家之犬，被国民党派到西北剿（删减），张学良从内心深处，以为这是国民党削弱自己实力的举措，东北军与（删减）并无宿怨，官兵士气低下，几个败仗打下来，更是知道这群从江西湖南一路打过来的、穷人娃子出身的老兵，实在不好对付，这些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根本与之前的北洋军阀不是一回事。打？还是不打？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问题。
为保存实力，也为打回东北老家，张学良尝试与（删减）接触，并萌发了争取赤俄援助、在西北割据称王的想法，可是在并未获得赤俄肯定支持和明确答复的前提下，张学良大家少爷的鲁莽本性再次发作，他脑洞大开，决定劫持蒋介石，并以此向赤俄纳上投名状、以期获得赤俄的经济与军事支持，自己就可以在西北脱离国民政府，割据称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此中内幕，实令人啼笑皆非。
不料捉蒋之后，赤俄的答复使张学良大跌眼镜。赤俄为了促成中日大战，反对张学良的捉蒋行为，亦不支持张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张学良这时方知道，自己已经上错了船。一失足，成千古很。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了一辈子，是为后话。
（晚年张学良。他至死也不会明白，他真正的错误，是在于年少时期学军，并因此接了东北这个烂摊子）
2001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在美国病逝，他最后悔认识的人，给了他最高的评价。
（文／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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