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没有企业家，包身工只能饿死
冯学荣：没有企业家，包身工只能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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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的时候，一家人到张家界旅游，山很高，有的游客爬累了，需要坐轿子，在登山石阶上，看着当地轿夫抬着客人，艰难攀登，汗流浃背，眉头紧皱，苦形于色，观察之，真让人于心不忍。
我的母亲爬累了，她也想坐轿子，于是她找轿夫谈价钱，我对母亲说：“妈，你忍心坐轿子吗？我看轿夫挺可怜的！”没等我母亲回话，轿夫第一个冲出来反驳我，他说：“小兄弟，我不怕累，我就怕你不光顾我，你怕我累而不光顾我，那不是帮我，那是害了我！”
张家界轿夫反驳我的那句话，令我胜读十年书，我同情轿夫，可是人家不领情，为什么呢？因为轿夫如果失去了抬轿子的生意，他就会饿死，是饿死好，还是抬轿子好？后者好，毫无疑问。
尽管抬轿子很累，可是人家仍然选择抬轿子，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活路，你要真的同情人家，你不应该阻挡人家抬轿子，恰恰相反，你应该坐人家的轿子，这样才是真正对人家好。
有的时候，人的善良，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读过一篇课文，名叫《包身工》，里面讲的什么呢？它讲的是1930年代上海滩的纺纱厂，穷人签了合同进了纺纱厂，几十个人挤一间宿舍，吃的是稀饭，穿的是破衣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被包工头骂，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
我相信读者中有不少人对这篇课文，仍然还有印象。然而，我们其实是被民国的无聊文人骗了。他提供的信息也许是真实的，但却一定是片面的。这些民国文人告诉你：包身工很悲惨，然而他却忘记告诉你：有人强迫他们当包身工吗？谁愿意当包身工？为什么他们要当包身工？
答案是：没有人强迫他们当包身工，他们是自愿的。是吃不饱饭的穷人，他们自愿签的合同，去当的包身工。他们为什么自愿签下包身工的合同、去过这种悲惨的生活？答案十分简单：因为如果他们不当包身工，他们就只能饿死在上海滩的街头。是当包身工好，还是饿死街头好？我想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
所以，他们当了包身工。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去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在包身工这种现象中，企业家到底起了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是三个字：救世主。这些自私、刻薄、冷血的企业家，他们只给包身工喝稀饭、穿破衣、挤小房，然而稀饭也是饭，破衣也是衣，小房也是房，无论怎么说，都比让这些人饿死街头好。
我们民国的文人指责企业家，然而，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不是文人救了包身工，而恰恰是企业家救了包身工，如果不是企业家，包身工早就饿死在街头，连包身工都当不成。
如果当时没有企业家，那么民国的文人连写《包身工》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能写什么？他们只能写《上海滩街头的收尸工》。
那么你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民国会有人吃不饱饭？这个问题看似复杂，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解决好“吃饱饭”这个难题，中国历朝历代，时时刻刻都有人饿死，民国和宋代、明代、清代一样，充满了吃不饱饭的饿死鬼，这就是当时的常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常态？一言蔽之：因为中国的旧社会是农耕社会。只要你是农耕社会，你就不可能做到人人吃饱饭。你要人人吃饱饭，你就只有一条路：工业化。只有工业化，中国人才有出路，告别农耕社会、进入商品社会，解放人的生产力，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吃饱饭，否则出现在民国文人笔下的，就不再是包身工，而是饿死街头的无数贫苦农民和上海滩收拾饿殍尸体的收尸工。
民国时期的《卖报歌》也是同理，这些民国文人，他们同情上海滩卖报纸的孩子，可是你要他们将他们收入的一半拿出来供养这些孩子，他们干不干？他们不干。虚伪得不得了。这种所谓的“同情”，其实十分廉价。他们就只会嘴皮上说说，其实什么忙都帮不上。
民国的孩子为什么去卖报纸？答案也是很简单：因为他们家里吃不饱饭，他只有去卖报纸，他才能生存，你不让人家卖报纸，人家就只会饿死。包身工也是同理，你不让人家当包身工，人家也只能饿死。是卖报纸好，还是饿死好？卖报的孩子们用他们的脚，早就已经投了票。包身工也是，他们是用自己的脚，给自己投的票。
说得更清楚一些，民国的文人如果真的同情那些当包身工的穷人、同情那些卖报纸的孩子，那么他们应该做的是赞颂市场经济，宣扬自由贸易，呼吁政府减少管制，让更多的穷人，摆脱饿死街头的宿命，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包身的工作，哪怕是卖报纸的工作。
包工头是刻薄，报社老板是刻薄，但是，只要人们的手脚放开了，资本和人力能够自由流动了，经济就能搞活，城市就越来越繁荣，市场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作，工作多了，企业家之间就要竞争，因为竞争，劳动待遇自然就会改善，这样一来，吃饱饭的人就越来越多，工厂的待遇也会越来越好，这才是问题的正解。
退一步，就是拿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象《包身工》里面所描述的那样刻薄呢？不是。广州市政协早年编撰的《广州文史资料》这套书，有许许多多相反的历史资料。
有相当多的历史亲历者在《广州文史资料》里留下了历史证言：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洋行、工厂、银行等企业，它们给当时的中国工人提供的待遇是相当好的，休假，年假，奖金，退休金，应有尽有。有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对工人好？因为市场竞争。有的企业家为什么对工人刻薄？同样也是因为市场竞争。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市场，一放就活，什么意思呢？只要政府少干预，给人十年和平，经济起飞，给人二十年和平，经济增长，给人三十年和平，经济繁荣，你写《卖报歌》、《半夜鸡叫》、《包身工》这一类的文字，攻击企业家，把企业家打倒，包身工就有活路吗？没有。把企业家都打倒了，把资本都消灭了，包身工回到农耕社会，他们的境况只能更坏。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从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不是因为无聊文人的呐喊，不是因为慈善家的奋斗，也不是因为我们把包身工从企业家的“魔爪”中“救”了出来，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政府相对以前来说，管得少了，因为财产私有被承认了，因为市场被松绑了，因为人的生产力被解放了，因为资本和人力，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与直觉相悖的事实：一个国家对它的国民管得越少，它的国民就越是富裕，你越是劫富济贫，世上的贫民就越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就是这样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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