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侵华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入北平
日本为什么侵华？
——读冯学荣《日本为什么侵华》
“日本为什么侵华”，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需探讨的问题。他们以为，日本人天生就爱侵略他国，而中国作为他们的近邻，又地大物博，必然成为他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任何有益的教训都不会获得，只会加深各自心中的偏见和仇恨，成为爱国但无知的“愤青”。这是很可悲的。
冯学荣先生的《日本为什么侵华》，在较为详尽的史料基础上，为我们梳理了从甲午战争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脉络，较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下面，我根据自己阅读之后的理解，简要介绍一下此书的基本内容，并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一、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十九世纪中期，日本跟中国一样，迎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同的是，日本在遭遇侵略之后，开始全方位地学习西方，通过“明治维新”，很快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依据当时国际关系的逻辑，日本人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必须使自己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并且还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开疆拓土，成为殖民国家。日本本土面积狭小，更增加了它这方面的紧迫感。
扩张的方向，首先指向了朝鲜。在甲午战前，日本还没有占领中国和瓜分中国领土的打算，只是战争的结果出乎意料的好，使得它不仅在战后控制了朝鲜，还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大量赔款，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的领土割让。辽东半岛本来也在割让之列，但由于俄、法、德等国的干涉，使之没有得逞。此事带来的后果，一是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欲望，二是让日本严重感受到了俄国的威胁。俄国因此成为之后若干年日本的第一假想敌——而非中国。
甲午战后，中日关系有一段比较好的“亲善”时光。日本作为成功学习西方的典范，成为中国学习模仿的对象。新政期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而日本各界也对留学生持欢迎态度，在传授西方知识方面，并没有多少保留。日本虽然希望能在对华交往中获得好处，但并没想到以后会与中国再起战事。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日本军事院校的大多数课程都对中国留学生开放看出来。日本人希望通过培养更多对日本友好的中国精英分子，来达到将来影响中国政策的目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宜过分解读。
二十世纪初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影响较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日俄战争。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纷纷从中国撤军——当然也根据条约，在华北地区留驻了少量军队。但俄国是个例外，它当时不仅出兵北京，还一鼓作气地占领了中国东北。战后，在中国的要求和其他国家的调停下，它的军队仍然赖在东北不走。中国的反俄呼声越来越强，奈何清政府太过虚弱，没有能力将俄军赶走。朝野上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而日本也正好不想看到俄国占领中国东北，威胁它在朝鲜的存在和本土的安全，因而与俄国矛盾激化。最后，在中国的暗中支持下，日俄战争爆发了。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会强调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利益的战争，它发生在中国国土上，而清政府却“无耻”地选择了中立。但回归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去看，这是中国人希望看到的一场战争，中国也只是在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是站在日本一方的。我们希望日本取胜，将俄军赶出东北，而日本又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中日两国在战时配合还算默契，但战后就出问题了。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牺牲了十万左右将士的生命，为中国赶走了俄军，理应得到相当的回报。可中国的表现并未让日本满意，日本虽然继承了俄国在“南满”（东北南部）的一些权益，但他们却发现更多的要求都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诚意，没有表现出对他们的应有的“感激”之情。不过，此时的日本没有更多纠缠，它只希望好好经营在东北获得的既有权益。
日俄战争的结局给中日两国关系埋下了地雷。两国对这个战争及其结果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分歧越来越大。日本认为中国就是“忘恩负义”、“没良心”，中国却认为日本“狼子野心”，早就觊觎东北领土，日俄战争只是其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而日本希望落实中日在东北的各项条约约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面的阻力。未落实的所谓“满蒙悬案”，越积越多，最终成为中日战争的最重要诱因。
二、“二十一条”与中国的反日浪潮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和民国的最初几年，中日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局面。1915年，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参战，出兵中国山东，打败了德国在山东的驻军。之后，日本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包括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转让给日本、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以及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顾问等要求。在武力威胁之下，袁世凯政府被迫签订了删除了第五款（就是聘请日本顾问等内容）的条约（实际应被称为《民四条约》，但习惯上仍被民间称为“二十一条”）。此事激起了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完全改变了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上述事件的延续。中国于1917年参加一战，一战后我们成为战胜国一员。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极其少有的胜利，中国虽然没有出兵，但派出了几十万劳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人们希望借此提高中国的地位。可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从巴黎传回来的消息表明，中国无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为它将被转让给日本。中国的参战，并没有改变“二十一条”带给我们的耻辱。大家不干了，罢学、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从根本上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国力太弱，是近代以来一直受欺负的主要原因。弱就弱吧，当政者还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再犯糊涂，出卖国家利益。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向日本大量贷款（西原借款），而代价就是国家主权的进一步出让。参加一战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收回山东权益，而且进一步确认和扩大了日本的侵略权益。在给日本的照会文件中，中国代表居然留下了“对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的字样，这使得在巴黎和会上，有心帮助中国的美国也无话可说了。而日本摊上了这么一个好欺负的邻居，它的侵略欲望不膨胀，才怪哩！
山东问题，最后是在1921—1922年的华盛会议时通过中日会外谈判解决的。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不想看到日本独霸中国，因而支持中国与日本举行对等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收回山东的权益。日本迫于国际压力，也鉴于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最终同意了中国的要求，将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仍保留了一部分特权）。
（华盛顿会议实际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大陆的中学历史教材上，至今未对其有过一句正面评价，而是引用某伟人的话说，华盛顿会议满足了美国的欲望，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样写史，真的有良心吗？）
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暂时退潮了。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还向日本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举办了募捐赈灾之类的活动。此事让我想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日本派出救援队来华救灾的事迹。其实，中日两国人民也是有做友好邻居的潜力的——如果不被那些短视、自私和别有企图的政客们带进沟里的话。
三、“革命外交”与中日摩擦加剧
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年代的中国，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革命最初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相当激进，引起了列强们特别是日本的担忧。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仍然保持着革命的姿态，特别是在外交上。1928年，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安全为由，制造了血腥的“济南惨案”，目的就是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之后，日本特务还刺杀了张作霖，并策划让关东军控制东北，千方百计阻挠北伐军进入东北。不过，张学良成功控制了局面，并在年底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使得日本方面的图谋没有得逞。
1929年初，另一件事使中日关系再次走到风口浪尖，那就是《田中奏折》的披露。这个文件被后来的很多学者认定为伪造，但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奏折中这样的话，在中国民众看来，充分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如若日本不尽早悔改，则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国民众普遍失去了对日本的信任，这也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上了。主政者虽然考虑到中国国力虚弱，尽量避免与日本的摩擦和冲突，但为得民心，又常常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来。
当时，中日之间最麻烦的争端，莫过于“满蒙悬案”。上面说过，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就获得了一些权益，包括经营南满铁路，在铁路沿线开矿等。后来，在北洋政府当政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向日本借款提供抵押，日本又获得了更多的权益。但是，这些权益中有一部分并没有得到实现。比如，日本人十分想要的商租权，就一直得不到落实。中国不能禁止日本人租赁中国人的房子和土地，但可以通过禁止中国人出租，来变相地达到此目的。又比如，日本曾获得多条南满铁路支线的修筑权，但因为当事人的去世（如袁世凯）或者当事人阳奉阴违（如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数线路并未修成。另外，中国地方政府还违背当年的约定，修建了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也让日本方面大为恼火。
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内容的革命外交逻辑，是上述“满蒙悬案”得不到解决的思想基础。中国人认为，当年的很多条约是被迫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应该被废除。但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也是条约，既然是条约，就应该被遵守。（还有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完全平等的条约，大多数和平条约都是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是至关重要的，是应该被尊重和维护的。）而且，日本人还认为，除了《马关条约》，后来的很多条约并非是在日本的胁迫之下签订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大多数权益，是其为帮助中国从俄国手中收回领土而应得的回报，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落实呢？
中日两国民众在认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而现实中的中日摩擦，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如1931年的“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满蒙”地区是日本在海外重点经营的区域，被日本人当成自己的生命线，它当然不想看到中国的“革命外交”断送它在此的利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让日本的经济遭受重创，它就更看重作为生命线的“满蒙”。日本军队中的一部分人，想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悬案”，甚至将东北大地据为己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思想基础。
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1931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附近的路轨，并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在中国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关东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三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此事变是上述中日摩擦的升级，也是日军关东军中上层人士故意策划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的政治体制，造成其政出多门，政策并不一贯。“九·一八”事变并非出自日本政府的策划，这是确定的。根据宪法，日本文官政府无法统领军队，军队直接听命于天皇，实际上被军部所控制。在二三十年代，日本上台过多位主张对华友好的首相和外相，比如犬养毅、币原喜重郎等，但他们均无法约束日本军队的行为。他们甚至因为上述立场，还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犬养毅在1932年被刺杀，就是明证。
日本侵华的主导者，很多都来自中下层军官。这些人自认为相当爱国，他们不惜违背上级命令，去实现他们认为的爱国事业。在冒险得逞、造成既成事实之后，日本政府迫于形式，不得不支持他们的行为，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可以说，日本侵华就是在这种“下克上”的局面下，越闹越大的。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中敢于维护和平的人越来越少，对前方军事行动的支持越来越多，以致于最后酿成了全面侵华大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关系一步步恶化。1932年，在日本的策划下，“满洲国”成立了，实际是日本控制之下的傀儡政权。在此期间，为分散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关东军继续向西向南挺进，引发了中国的“长城抗战”。1935年，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这一系列的侵略行为，使中国方面的反弹也越来越大。1936年底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使国共之间暂时结束了武力对抗，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的抗日准备，此时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军队武备在加强，国防工事在修筑，文物国宝在转移，企业工厂在内迁。当然，由于国力的限制，抗日的准备还远没有完成，因此政府对日本多有忍让，尽量避免同日本的全面战争。
但很多事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等人将准备工作做好了再发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华北有少量驻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个兵士走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两军随后发生了武装摩擦。此事也非日本政府所策划，中日两国政府此时都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事情发生后，两国还力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然而，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一方面，日本政府压制不了日本军队，另一方面，中国军队的抗日情绪也很浓厚，中国政府不能一味忍让，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那样只会使民心丧失、军心涣散。两军的摩擦逐渐升级，最终演变成为中日的全面战争。
“七七”事变之后，又有“八·一三”事变。与传统的说法不一样，冯学荣先生根据相关史料说明，“八·一三”事变的主动方其实是中国。8月9日，两名日本士兵醉酒之后闯入虹桥机场，被我军开枪射杀（此前，中国方面已开始秘密往上海地区调兵，没有遵守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所谓日本兵首先开枪射杀我军士兵的说法，不过是中方的应付之词。那个被“射杀”的人，其实是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死囚，被我方人员杀死后假扮的。此事发生之后，国民政府没有跟日方有太多交涉，而是迅速调动大量军队，向上海一带集结。8月13日，中国军队主动向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打响。此战的爆发，说明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径已经不能忍受（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因而想争取主动，在另一个地方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至于国民党高层是否开会谋划过此事，冯学荣先生的著作没有说明。
五、反思与教训
好的历史著作，往往用事实说话，而不空发议论。《日本为什么侵华》正是这样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很多史实，相信大家读完，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作者甚至没有写一章总结性的论述，将“日本为什么侵华”的答案直接呈现给读者。他或许是不想以简单结论概括复杂的历史，或许是想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那么，作为一个读者，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日本为什么侵华？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将对外扩张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既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日本的国情有关。19世纪的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方兴未艾，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将其推上巅峰。日本作为当时的唯一一个取得近代化成功的东方国家，有着十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其国土面积狭小、孤悬海外，更是加强了它的危机感。将它的大而弱的邻国作为侵略对象，是必然的选择。
2、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表面的民主、实质的专制，而军队不受立宪政府的控制，又为“下克上”的现象埋下了隐患。日本虽有扩张的总战略，但其实现不一定要通过战争的方式，但由于上述体制的缺陷，使得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军事化，进而发动战争。换一个角度看，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战略，其实并不是靠某一个政治家（包括天皇）去强力推行的，也没有事先拟定详细的执行计划。这种“走一步看一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做法，一方面使中日关系缺乏整体转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日本的战略水平极其低下。这也为其最终走向失败埋下了伏笔。
3、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中日走向战争的原因之一。中国作为弱国，外交常常处于被动状态，但这不等于全无可为之处。尽量不要给人可趁之机，不要落人口实，更不应主动将弱点暴露给他人，这几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没有做到。而为借款出让国家利权的做法，更是引狼入室，自造冤孽。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则又犯了相反的毛病。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必由之路，是正当的。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也还是要有耐心、讲策略的，不能一味盲目冒进。在这一点上，日本倒是我们的榜样，它当初也与西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最后都通过和平的方式废除了。
4、中日两国民众也要为中日战争的爆发负一定的责任。对日本来说，它的侵华政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侵华目标的实现，又往往与基层官兵的“爱国行为”有关。他们的“爱国行为”，很多是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自发地完成的。他们的“爱国”，最终给中国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灾难。对中国来说，民众的反日活动有天然的合理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利于国家。很多时候，它除了激怒对手、给对手留下借口之外，并不会削弱对手、增强自身的力量。与其空喊抗日口号、或者打砸日本人的商店，还不如好好学习和工作，为国家的建设作出实在的贡献。“爱国”，也要有耐心、讲策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近代遭遇外敌侵略，从根本上来看还是我们内政不修。内政不修包括很多方面，对清政府来说，先是盲目自大、顽固不化，而后是改革不认真、不彻底，再后面是对义和团的处置不当招来了八国联军，给当时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后人遗留了相当多的麻烦。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则是无力维持和实现统一局面，军阀纷争和党派斗争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内政的纷扰造成外交的短视，为了经济利益（借款）出让国家权益，和为了迎合民意实行激进外交，都使得局面复杂化，加剧了中外矛盾。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开始意识到和平的珍贵。战争，不管对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不是好事。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之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也逐渐认识到和平发展的好处。不是通过撅取殖民地，而是通过和平经商，日本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中国，则在赶走了外来侵略者之后，自家人还折腾几十年，才走上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不会有外敌入侵之虞。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还存在，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还是个未知数。而要获得这种智慧，还需要大家常常回望过去，从历史中寻求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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