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汪精卫为什么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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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是个负面人物。但是，他的负面不在于人品，而在于对局势的误判。换句话说，汪精卫这个人并不坏，但他确实走错了路。
如果将汪精卫解释成一个贪生怕死、甘心为奴的懦夫，则无法解释其青年时期刺杀满清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壮，所以如果那样去理解汪精卫，则与汪精卫显然不在一个维度。
事实上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汪精卫强烈主张对日抗战。东北沦陷之后，汪精卫飞到北平，劝说张学良出兵抗日，但是张学良拒绝了汪精卫，张学良的理由是：你要我牺牲我将士的生命、去成全你们这些南京政客的爱国名声？我不干。
图：汪精卫
在重庆陪都时期，汪精卫呆在重庆是最安全的，最不济到了亡国之际，汪精卫有法国关系，撤到法国，可以安享晚年，所以汪精卫去南京组建伪政府、与日本合作的行为，无法解释为贪生怕死。
汪精卫呆在重庆，没有人要杀他，但是到了南京，却要天天防备军统的刺客。所以就汪精卫的个人安全而言，重庆毫无疑问比南京更安全。所以汪精卫去南京，不是因为怕死贪生，而是别有所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南京陷落之后，汪精卫及“低调俱乐部”的代表人物，例如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胡适、陶希圣等，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没有看错，胡适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1、就国力而言，中华民国打不过日本帝国；
2、坚持打下去，中华民国只能亡国；
3、即使侥幸打赢，中国也是苏联输出革命的天下。
汪精卫及其幕僚看到了苏联及其代理人在抗战中的急速壮大，他们感到不可坐视，汪精卫及其幕僚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何必为苏联打仗”？
汪精卫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有这样的看法：
1、蒋介石、陈诚、白崇禧之流，只是表面上的爱国者；
2、他们视个人名节比国家更重，宁愿亡国也不愿挨骂；
3、我汪精卫以国家为重、个人名节为次，我敢讲真话。
汪精卫以及低调俱乐部上述几点看法几乎都正确，只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估算错了：汪派没有预见到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卷入。
汪派在关键点上误判了形势，并在误判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并因此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1938年夏秋之际，汪派人士梅思平和日本政府代表在香港谈判，日本政府代表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梅思平如获至宝，火速转告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之后，决定出国、呼吁中日和谈。
图：梅思平
但是汪派人士错了。因为日本政府此时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傀儡，换句话说，这时候的日本政府说话已经不算数了，他们受制于日本军部，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一律可以被军部推翻。
但汪精卫并不了解日本政局的内情。同年冬，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去了越南河内。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内容如下：
1、日中亲善；
2、共同防（删减）；
3、经济合作。
《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仅仅17天之后的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呼吁中日和谈。说起《艳电》，不得不指出一点：《艳电》并未呼吁对日投降，也并未呼吁成立傀儡政府，《艳电》全文虽长，但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呼吁中日和谈。也就是说，所谓《艳电》，它只是一纸呼吁。
《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倒台。近卫内阁的倒台使汪精卫及其幕僚在河内陷入犹豫，他们怀疑日本的继任政府还会不会依照《第三次近卫声明》行事。在此期间，汪精卫一度决定远赴法国，不再过问国事（汪精卫在一生中每遇低潮，多赴法国暂避）。
图：汪精卫
问题在于“河内刺汪”一案的爆发。正当汪精卫在河内举棋不定的时候，1939年3月底，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派出杀手陈恭澍，远赴河内刺杀汪精卫，并误将汪精卫的心腹兼亲戚曾仲鸣杀死。
刺汪案对汪精卫的打击很大。汪精卫认为：我离开重庆，提出国事意见，呼吁中日和谈，我只是发表一个意见，而决定权在于你蒋介石，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采纳与否，悉随尊便，但是你万万不应该刺杀我，因为我只是发表一则言论而已，我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资敌叛国行为，你刺杀我，此举断然不可接受，你这是将我生生逼到了敌对的位置——这是汪精卫的逻辑。
重庆的态度对汪精卫刺激很大，汪精卫决定反弹，于是他停止犹豫，果断去了上海，然后转南京，开始组建伪国民政府。汪精卫认为，一个亲日的中华民国，也聊胜于沦为象朝鲜那样的殖民地。
汪精卫组建伪政府，国号、国歌、国徽，一律沿用国民政府所用，这些经过汪派的谈判，日方先后一一妥协，最难的是国旗，汪精卫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方认为：前线日军仍在与青天白日旗下的部队作战，为稳定军心，不宜采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汪精卫态度强硬，日方最后竟也妥协，只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了一块“和平反X救国”的布条。
平心而论，为了保住中华民国的名分，汪精卫已经争取到了他所能争取的极限。
日本帝国确实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前提是要民国承认满洲国以及防苏驻兵等，总之要求中华民国对日本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采取绝对合作的态度，地位略胜于殖民地，此时日本的要求已经比七七事变之前大有加码，对比1937年11月日本通过陶德曼开出的七项和平条件，国民党犹豫不决错过谈和时机，肠子都悔青。
但是在合作期间，日方发现汪精卫并非一味俯首从命，而是外柔内刚，分寸必争，甚至得寸进尺，日方不少人士后悔当初鲁莽，选错了合作对象，汪精卫这个合作者，棉中带刺，并不好对付。
汪精卫病死于1944年，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晚死一年，那么他就会站到南京军事法庭的被告席、并押解至雨花台枪决。当然了，以他的性格，他也许会在狱中自尽。
如果为他个人考虑，作事后诸葛亮之言，汪精卫当初留在重庆，共度时艰，实属最佳选择，所以说，他确实是走错了路，但是汪精卫走错了路，不等于蒋介石走对了路。蒋介石不是走对了，而是赌对了。
参考资料：
李时雨《李时雨回忆录》
影佐桢昭《曾走路我记》
近卫文麿《第三次近卫声明》
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
汪精卫《艳电》
高宗武《深入虎穴》
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自白书》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今井武夫《中国事变回忆录》
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
汪精卫《汪精卫全集》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周佛海《周佛海日记》
汪精卫《汪精卫日记》
汪精卫《最后之心情》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文裴编《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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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70年代生人，现居香港，知名作家，读史人，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亲历北洋》、《不忍面对的真相》、《隐动力》等，是“别等”效率手册的忠实践行者与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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