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黄花岗起义为何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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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记得革命党人林觉民的那篇《与妻书》。对，林觉民所参加的，正是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起义”。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评价黄花岗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可是，似乎很少人追问过：黄花岗起义为什么会失败呢？

今天，请各位跟着笔者，通过史料，穿越百年时光、回到现场，去看个究竟。

我们首先看看：黄兴他们这群革命党人，设想中的起义计划，是怎样的。

笔者挖掘到了青年出版社在1946年8月出版的史料集子《黄花岗》 ，这本集子的第10页，记录了黄兴等人的起义蓝图：

“……..至于此次大举，拟以新军为主干，但鉴于过去的教训，乃决定择同志五百人为选锋，任发难的责任，以领导军队和民军，广州一得，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武汉及南京一得，全国可传橶而定…….”

可见，黄兴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策反广州的清兵、组织广州的会党，再由革命党组织几百人的敢死队，带头发动起义，这下一来，约定起义的清兵必然会响应、再加上广东会党的配合，攻下广州，然后挥师北上、攻陷武汉和南京，反清大业就基本上奠定了。

图：黄兴

听起来似乎不错。好，让我们看看革命党的准备工作。

史料集子《黄花岗》在第18－19页，记录了起义组织阶段的事情：

“…….赵声原准备早进省，因省城的人认识他的多，乃定（农历，下同）二十六、七两日偕胡汉民等一齐上省。但黄兴到省后，看见风声过紧，乃电阻赵胡等前来，何克夫也派人到河南要李雁南暂行解散各人，以避耳目，并嘱区河东等数人听候调动，集省的同志且有返港的。二十六日夜，胡汉民得黄兴电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在香港同志看了这个电报，都相顾失色。大家以为事机危迫，总宜孤注一掷。因此当天夜晚有赶进省的，也有暂留香港的。二十七日，张鸣歧、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以三哨助守龙王庙高地，形势更见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州准备起义的期间，广东清政府加强了戒备，黄兴看到风声突然变紧，于是觉得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了，于是遣散了相当一部分的勇士。

那么，广东清政府为什么会突然加强戒备呢？国民编译社于1926年8月出版的《黄花岗烈士殉难记》在第11－12页记录了其中的缘由：

“…….又因温生才行刺孚琦，清官大为戒备，进行益形困难，至二十七日复闻新军枪械，亦被清吏命令收回，其时诸人皆大失望，克强大愤…….正议论间，喻培伦、林时爽二人适自外至，谓警吏将检查户口，不特不能改期，且须即速起事，后遂决定于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在省城先行发难…….”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公历1911年4月8日，革命“独行侠”温生才，在广州刺死了“广州将军” 孚琦，于是，广东清政府突然加强了戒备，并立即四处搜查革命党，于是也弄到了一些情报：似乎有革命党准备在广州闹事。于是，经验老到的广东清政府，立即将清军新军的枪械收归军火库、并开始在广州逐户排查户口。

图：孚琦画像

情况紧急，怎么办呢？史料集子《黄花岗》在第19－20页，记载了革命党人的做法：

“………及得到新军二标兵士的枪支被收的报告，这一标实是新军的中坚，于是姚也不敢固持其说，黄兴见各部如此，所谓改期，实无异解散，他痛心极了，乃决定自己一人死拚李准，以谢海外同志，而令各部从速解散，因与宋玉琳、洪承点商议，令赵声所部先回香港，其余也陆续退出，一而保全所有枪支，留作后来起事之用，这个决议一传出，各部前后退出省的达三百余人，留下的只有黄兴所部及其他少数的人了。不料在退散之后，林文和喻培伦到黄兴处说：河南巡官四川人向喻报告，四五天以前已有搜索户口的命令，旦夕必行，似此不但不能改期，并且须急速发难，方能自救……..”

于是我们可知：在这种情况下，黄兴的做法是：

1、遣散起义队伍；

2、准备自己一个人去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不料这时候，革命同志林时爽和喻培伦来报告：广州清政府已经开始查户口了！这下一来，黄兴一伙就只有以下两个选择：

1、逃出广州，甘心遭海外华侨同志耻笑；

2、尽快起义，哪怕注定失败，也要发动！

正在黄兴焦急的时候，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对此，《黄花岗》在第20页是这样记录的：

“……..到二十八日，陈炯明和姚雨平同到黄兴处报告，说：从顺德调来的三个营，里面同志很多，哨官十人有八个是同志，其余两个只有一个反对，另一个且系中立，他们现泊天字码头，即欲乘机起事。黄兴听了，为着实起见，又要陈、姚二人再亲去商量。不久陈、姚还报，说他们已具决心，于是情势显见好转，因为防营三营如果能反正，不怕其他的防营不投降，况且有新军的大力作后盾、巡警教练所的学生二百多人又决心帮助，枪弹足用，有这几点，不怕事不成，因此黄兴乃决定如期发难…….”

这里说的是：革命同志陈炯明和姚雨平在这个时候突然来报告：说清政府从顺德调了三个巡防营到广州来，但是这三个巡防营恰恰是我们革命党的朋友，我们已经和他们谈好了：一旦我们在广州起义，这三个巡防营就会响应！黄兴一听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立即修改决议：发动起义！

图：陈炯明

这个细节，在北新书局1930年8月出版的《中华民族革命史》第161页中，也有相同的记录：

“……..讵张鸣歧、李准自得密报后，于二十六日，飞调防勇二营回省，以三哨保守龙王庙高地，令旗兵运炮上城，并加发枪弹与警察，同时收缴新军枪械，胡毅生遂提议展期，陈炯明、姚雨平及伯先代表宋建侯和之，克强决心愿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而维党人名誉，保全党人之枪械，留为后用，并令各部退却，免搜索之祸害，遂与建侯承点相商，先遣伯先所部，全数离省，余亦陆续退去。后林时爽、喻纪云报告，警局四日前，已奉到搜索命令，旦夕必发，恐遭敌手，坚欲集三四十人袭攻省署。议已决，而炯明、雨平来言：李准调到之二营，由顺德返省，皆同志，现泊天字码头，可乘机响应，陈、姚即与彼辈商定，遂变更原定计划……..”

这份《中华民族革命史》的“两个营”，和《黄花岗》中的“三个营”，在数字上有出入，但是总的事实是一致的。

这个细节还有一个印证，那就是起义参加者之一的熊克武的回忆。熊克武在其回忆文章《广州起义亲历记》中，是这样说的：

“………二十七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调回巡防二营驻扎城外，胡毅生（负责购买和运送枪械的储备课课长）、陈炯明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黄兴无可奈何，下令除负责的基干外，其余“选锋”约三百人全部撤回港九，同志们闻讯，均甚愤慨。喻培伦、林时爽即往见黄兴，痛陈利害说：“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喻培伦且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合同志数十人，杀张鸣岐以谢国人。二十八日，姚雨平（调度课长，负责运动新旧军）、陈炯明报告，新调来的顺德三营，哨官中十之八系同志。于是决乘机起事，黄兴又最后确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发难，并电报通知香港。香港方面，以时间来不及，留港的三百余同志实难于二十九日的早班船全部赶到，电请推迟一天。这样一再改期，一切部署都打乱了…….”

图：胡汉民

既然重新决定发动起义，那么黄兴自然立即拍发电报给早前遣散到香港等地的同志。对此，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年8月出版的《胡汉民自传》 在第42页中，记录了黄兴紧急拍发电报、叫香港同志重新来广州参加起义：

“…….克强与在省干部同志商，决定展期，即再报统筹部，并遣各组选锋暂先返港，至二十八日，统筹部复得克强密报，则又定于二十九日发动，余与伯先急遣选锋复上省（但多不及行者）…….遂共入海珠酒店，仲实先返其家，旋使其姑母来，具言：‘党人围攻督署已失败，死者甚多，现时缇骑四出，旅馆已布侦探，君等宜急避入乡间，绕道往港’……..”

我们从胡汉民的回忆中得知：遣散到香港的胡汉民这一股革命同志，接到黄兴的紧急电报之后，尽管火速北上，但是赶到广州的时候，起义已经打完（失败）了。对此，集子《黄花岗》在第31页是这样总结的：

“……..这一役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姚雨平、陈炯明、胡毅三路没有能同时发动。为什么没有同时发动呢？原来胡毅所部初合东莞党员本有一百五十人，因二十七日有改期之议，遂将所部遣退，后黄兴决定二十九日发难，但胡毅误信改期为三十日的报告，亲到大水圳阻止所部入城，及见火起，急忙集合所部往援时，得报东门城闭，已来不及了。因胡毅担任守南大门的责任，所以派给驳壳枪特多，否则加入黄兴所部，也可增加战斗力……..”

由此我们进一步知道：黄兴时而遣散队伍、时而重新召集，这些行为，在革命队伍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尤其是召集日期的命令，口口相传、三人成虎、竟然发生了误传，所以在城外等候的敢死队，竟然以为是“明天才打”、没有入城参战！

其实这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和革命党队伍约好一起起义的顺德清兵三个巡防营，事前约好要佩戴白布条以区分敌我，但是巡防营在当天，竟然没有佩戴白布条！以至于在广州的街头和革命党起义队伍发生误会、以至于互相残杀、自我毁灭！对于这一点，集子《黄花岗》在第26－27页是这样说的：

“……..黄兴自率方声洞、罗仲霍、朱执信、何克夫、李子奎、郑坤等十人，出南大门，拟与防营接应。黄兴和方声洞行最前，到双门底就和防营遭遇。党人见防营没有配臂号，且举枪相向，方声洞发枪击毙其哨官，于是防营的弹像雨一样的打来，声洞当即战死，其余的则各自为战，且战且前，最后只剩黄兴一人。黄兴见情势不对，乃以肩冲进一洋货店，倚门从内还击，打死防营兵七八个，防营连忙退却。远闻营中传语去保护提署。实则这次双门底所遭遇的防营，就是从顺德调回的三营，约定接济发难的，其先行的一营哨官事温带雄，因欲直趋水师行台擒李准，所以没有挂白布，不料彼此误会，遂至自相残杀，真可痛惜……..”

关于事前约定好“佩戴白布条”为暗号，国民编译社在1926年8月出版的《黄花岗烈士殉难记》第10页有相关的记录：

“……..防营则分为两队，一队由大南门突攻入城，经华宁里二直迫督署门前，一队亦由大南门突攻入城，经大马站，过卫边街，而紧迫督署之后，所用暗号，则以白毛巾为标识……”

关于起义队伍和约好了的巡防营互相误认、互相残杀这个细节，北新书局1930年8月出版的《中华民族革命史》在第160－162页也有讲述：

“……..防营则预约范秀山、徐连胜、罗绍雄等部，由大南门入，直攻督署，督署攻破后，即会同攻旗下街，所用暗号，则以白毛巾为标帜……..方声洞及克强遇巡防营于双门底，见无相应之号，直前击其哨官，敌弹如雨，声洞战死……..”

不但如此，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年8月出版的《胡汉民自传》 在第44页，也有相关的证言如下：

“…….此役之败，以再三改期，致不能完全集中，减少力量，如同时李准亦受打击，则事未可知，又与防营同谋而未确实，其联络作战方法，临时乃不相照应，从军事上言，此两点不能无微憾……..”

而起义参加人姚雨平在其反思文章《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到二十九日那天，我因几乎整日奔走领枪，致疏于再与防营作更密切得联系，迨防营入城至双门底时，碰到黄兴由督署败退到此的一路选锋，因防营未曾臂缠白布，致发生误会，先由选锋中的方声洞扔炸弹击毙防营温带雄（温就是革命党在防营中的负责人，入城部队即由他率领），防营随即还击，以致方声洞殉难，不但预定计划没有实现，反而造成自相残杀的结果，每念及此，殊感内疚……..”

图：姚雨平

讲到这里，请容笔者综合上述各种互相吻合的史料，对黄花岗起义失败的缘由和经过，梳理如下：

1、 革命党在广州准备起义之时，突然发生了“独行侠”温生才刺杀（清军）广州将军的血案，这起血案使广东清政府突然在广州全城戒备、搜集情报、收缴新军枪支、并排查广州市民的户口；

图：温生才

2、 既然清政府有了相应的军事准备，黄兴认为：起义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了，于是黄兴将大部革命弟兄遣散到香港和广州城外等地，只留下自己的一部在广州；

3、 眼看起义被温生才这个“革命独行侠”搞黄了，黄兴十分悲愤，打算一个人去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给南洋诸多的捐款人一个交代；

图：李准

4、 不料此时，突然有了一个好消息：广东清政府刚刚从顺德调了三个（清军）巡防营进广州，而这三个巡防营恰恰是和革命党素有往来、并愿意参加革命的；

5、 黄兴在兴奋之余，派人和这三个巡防营谈好：共同起事。起事当天佩戴白色布条，以作暗号，区分敌我；

6、 同时，黄兴紧急召集香港等地的弟兄：火速重新来广州参加起义！但是，当时交通并不发达，香港弟兄接到电报、火速赶来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了；而在广州城外的同志，则由于传话人的口误，误认为是“明天才起义”，竟然按兵不动、没有入城参加战斗！

7、 在起义战斗期间，黄兴等人在广州“双门底”这个地方，和事前约好的顺德巡防营相遇，巡防营不知是临时变卦、还是出于疏忽，当天竟然没有佩戴白色布条，革命党误认为他们是敌人、于是开枪射击，结果巡防营也果断反击，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同志变成仇敌，起义的失败，变得无法挽回。

在行文的最后，请容笔者对“黄花岗起义为何失败”这个问题，作一个简短的总结如下：

1、时运不济。革命愤青“独行侠”温生才逞一时之快、刺杀省级高官，使清政府加强戒备，误了革命党的大事。

2、约好一起干的清兵巡防营，当天没有佩戴袖章，无法区分敌我，致使革命党“化友为敌”。此外，革命党自身发号施令也出现口误、误传了发动日期——所遇非人。

猪一样的队友。霉透了的运气。这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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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70年代生人，现居香港，知名作家，读史人，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亲历北洋》、《不忍面对的真相》、《隐动力》等，是广州番禺奥园城市天地“别等”书吧的常客与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