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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其实源自于乾隆年间,历史并不算悠久,算是一个新鲜事物。乾隆年间,公元1790年,当时的北京,从南方来了四个徽剧戏班,它们分别是: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徽剧没来北京之前,北京人是听秦腔的,徽剧一来,北京人就喜欢上了徽剧,觉得秦腔没意思。于是,徽剧就在北京,生根发芽了,为了迎合皇帝、大臣、以及北京百姓的味道,徽剧的唱腔,渐渐从安徽口音,变成了北京话的口音。不但口音变了北京话,而且,徽剧在北京,也与秦腔、昆剧等,发生了融合。久而久之,北京的徽剧,也变味了,变成了一种不像徽剧,不像昆剧,不像秦腔,什么都不像的戏剧,这个新混合而成的新事物,就叫做:京剧。清政府在乾隆皇帝往后,一直很喜欢京剧,尤其慈禧太后,这个女人是京剧的超级戏迷,高级票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慈禧太后喜欢京剧,晚清时代的太监,许多都会唱戏,有的甚至唱到了专业的水准,清政府倒台之后,紫禁城流出去的太监,有一部分就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唱京剧为生。换句话说,京剧的源头是徽剧,并且在满清统治者的支持之下,发扬光大,不断改良,不断变化,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剧,叫做京剧。所谓“城隍”,它是一个简称,“城隍”,是“城隍爷”、“城隍爷公”、“城隍老爷”的简称。
原来,依照道教的说法,古代每一座中国的城市,阳间有一个县太爷,同时在阴间,也有一个“县太爷”,阳间的县太爷负责管理城里人间的事,阴间的县太爷则负责管理城里阴间的事。此外,阴间的那个“县太爷”,还负责守护城墙和护城河,是城市的守护神,所以,称为“城隍”。换句话说,所谓“城隍庙”,就是供奉阴间县太爷的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大月薰在她的后半生里,忘不了孙中山。孙中山离开日本多年之后,不再与大月薰联系,大月薰后来也就改嫁了。因为新任丈夫从大月薰的个人杂物箱里,发现了大月薰和孙中山的信件。再后来呢,大月薰嫁给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和尚(日本和尚可以结婚),安心过小日子去了。
你要知道,日本当年明治维新之后,整个民族都是崇洋媚外的,对所有与西洋有关的东西,都是盲目崇拜的,当年的孙中山,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在当时的日本,绝对是让人崇拜的。而更重要的是,平时在日本,与孙中山来往的,都是些什么人?答案是:日本政要,日本大小社团的领导人,日本各行各业的富商,还有记者,还有日本的各种知识分子,还有各种中国留学生,个个都是社会精英,个个都谈吐不凡。还有,孙中山当年有钱,各种日本人的捐款,南洋华侨的捐款,美洲华侨的捐款等等,让孙中山的生活,不愁钱的问题。你想想,换了你是大月薰,一个平平凡凡的日本百姓家的小女孩,嫁给孙中山,突然间整天见的都是什么政要、各种大佬、记者、知识分子,你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说,大月薰一辈子对孙中山,念念不忘,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月薰对于后来的两任丈夫,应该是爱不起来的。历史也拐着弯来告诉我们:作为男人,一定要优秀,优秀是硬道理,你自己变得优秀了,没有女人会拒绝你的。举个例子,如果你在深圳,有一套市值一千万元的住房,手上还有一千万的现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辆车,而且样貌不差的话,那么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情场上,几乎是追一个,成一个。因为你优秀。
不信。你可以试试。
因为,绝大多数的平凡男人,其实并不具备参与国事的能力。管理一个国家,比管理一个省,更难。
管理一个省,比管理一个县,更难。
管理一个县,比管理一个镇,更难。
管理一个镇,比管理一家公司,更难。
管理一家公司,比管理一个家庭,更难。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平凡男子,都管不好一家公司,管不好自己的家庭,甚至根本连自己,都管不好。你让这样的“匹夫”,去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无异于小孩子玩过家家。第一种,是真的喜欢得不得了,深深的爱,持久的爱,只爱这一个就够了。第二种,不是真爱,而是实在找不到比你更好的,所以只能专一过小日子。
我活了四十年,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靠谱的人,是我的一个同学。多年以前,这个女同学患病了,有其他同学帮忙募捐,我当时也汇了几百元。不料几年之后,这个女同学突然联系我了,她说,她病好了,说谢谢我,现在要还钱给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有骨气,有人格,是真正意义上的,靠谱的人。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假如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许多历史爱好者,把蒋介石的这个政策,解读为“以德报怨”。
蒋介石是做过调研的,当年出台这个政策,也是经过智囊反复斟酌的。当年日本宣布投降,在中国大陆战场,还有一百万尚未放下武器的日本兵,这些人,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什么都有,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不甘心投降,还决心要顽抗到底。所以在当时,怎样让这一百万日军心平气和地放下武器,以顺利地接收沦陷区,对蒋介石来说,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如果在接收的过程,稍微对日军有一点侮辱,那么很容易就会激起日军的反抗。你要知道,他一反抗,你根本打不过人家,否则,你就不会打了八年之久。所以,蒋介石和他的智囊想来想去,最后一致认为:只有拿出“德政”两个字,宽待日军,让日军放心,只有这样,才能让一百万日军心甘情愿、顺顺利利地缴械投降,才能顺顺利利地、迅速接收各个大大小小的沦陷区。要知道,沦陷区都是大公司、大工厂、各种物资、各种粮食,谁率先抢到,谁就在日后的斗争中占据先机。所以我们说,蒋介石的所谓“以德报怨”,乍一看是菩萨心肠,但其实,只是一个在当时目的性非常强的权宜性质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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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70年代生人,现居香港,知名作家,读史人,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亲历北洋》、《不忍面对的真相》、《隐动力》等,是广州番禺奥园城市天地“别等”书吧的常客与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