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中日战争的两种解释

对于爆发在1937年的中日战争，世上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日本从丰臣秀吉以来一直蓄谋灭亡＊中国，所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先是吞并朝鲜半岛作为跳板，然后吞并东三省，最后在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旨在一举吞并中国，是伟大的国民党或者（此处删减）挽救了民族于危亡之中。

这种解释直截了当、简单明了，而且大家也耳熟能详，这也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各位读者从小到大通过书本、电视、电影所接触的，都是这种说法。但即便是在这种说法当中，海峡两岸的版本也有所不同，其中，台湾那边说是国民党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这边的说法则是（此处删减）挽救了民族于危亡。可见在我们这里，历史叙事是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历史为政治服务。所以人们从课本、电影电视去学历史，纯属缘木求鱼。

那么第二种解释呢？第二种解释是这样的：1904年日本为了与沙俄争夺朝鲜、抵御沙俄南侵而出兵满洲（指东三省）将沙俄赶跑，出于未来防御沙俄和殖民南满的目的，日本继承了沙俄在南满的条约权利（旅顺、大连、南满铁道），1912年中华民国从大清手中继承满洲，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开始“革命外交”、要求日本势力退出满洲，并开始排日，日本军阀执着认为满洲的历史与内地不同，他们不甘心日本退出满洲，于是发起反弹，“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亡，满洲国成立，国民政府不承认满洲国，于是使日本对满洲国国境缺乏安全感，于是日本军阀进一步策划华北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有不明势力在华北对中日双方驻兵进行挑拨，“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误判了形势，认为日本旨在吞并华北，于是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对日本侨民区的驻兵发动攻击，此举招致了日本的疯狂报复，于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陷入战争泥潭，一打就是八年。

这是第二种解释。对比之后可见，第二种解释显然复杂多了。如果按照第二种解释，那么不难看出：国民党在这个故事的版本中，并不是什么救国英雄，恰恰相反，国民党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都反复强调第一种解释，因为一旦承认了第二种解释，那么作为国民党将领，他们的一生就由红脸变成了黑脸。如果承认第二种解释，那么国民党在历史上的地位就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救国”神话就无法再讲下去，国民党在台湾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所以几乎所有国民党人至死都死死咬住第一种解释不放，反反复复强调是自己救了中国，其实这些人心里面都算得很精，而且他们的宣传策略也是比较成功的。

同理，海峡另一边也是这样，所以你一打开电视机就是抗日神剧，到处都是抗日神剧，因为要坚持第一种解释，就必须放大侵华日军的战略恶意，侵华日军的战略恶意越大，中华民族的灾难就越深，民族灾难越深，历史人物救国的功勋就越大，救国功勋越大，其继承者的生存根基就越稳固。列位看官如果看透了这一点，那么你已经瞬间长大了30岁。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继承者的思路是一样的，而且言行也是惊人的一致：死死咬住第一种解释，才能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生存根基。从这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家确实比一般老百姓更聪明。老百姓从来都是被操纵的。

前些年，中日两国政府搞了一次“中日联合历史研究”，由中国公办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和一批日本学者坐到一起，联合研究历史，试图统一历史口径，结果发现分歧多多，许多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本质的分歧就是“第一种解释”和“第二种解释”的分歧，中方的公家历史学者一致死咬第一种解释，而日本学者则几乎一致坚持第二种解释。所以这个项目到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果，最终是自说自话，分道扬镳。

而要命的是，实事求是地说，中日双方现有的历史资料，更加倾向于证明第二种解释。也就是说：第一种解释的证据并不充分，但第二种解释反而史料支撑是相当充足的。这才是真正让人冒汗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日联合历史研究中，中方的公家历史学者对坚持第一种解释的依据不足，最后只好以一句“证据都在战后被你们烧了”搪塞过去，草草了事。预计未来这个历史争议仍将继续存在。

多年前，中国的公家历史学者还拿那份《田中奏折》来说事，但是这几年，他们都不敢再拿它说事了，因为都知道这份东西的真实性有问题。事实上，整个1920年代是赤俄着手赤化亚洲工作的大时代，国民党一大确定联俄反帝、开始单方面撕毁中日之间的历史条约、推倒了中日战争的多米诺骨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战争是赤俄在亚洲大棋局的一着好棋。记得中日开打之初，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Litvinov）在欧洲说过：他因中日战争的爆发感到十分高兴、并希望中日两国在远东地区打得越久越好。研究中日战争如果忽略赤俄、忽略当时的亚洲局势，只能是盲人摸象，是绝对无法看透全貌的。

研究中日历史问题无法回避国民党联俄反帝、革命外交、华北地下工作和淞沪战役的客观还原，所以研究到深处就会发现：此学实乃雷区也。所以在中国，研究中日历史是危险的、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触及了国民党和（此处删减）的发家史，进而对现实造成某种不利， 这对一些以求真为志的严肃学者来说，是一个暂时无法突破的困境。所以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还原、乃至中日两个民族之间就历史问题的和解，恐怕还需要至少等待一代人的时间。

就当下而言，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在“立场”和“真相”之间二选一。要立场就没有真相，要真相就没有立场。可笑与可悲，二者实兼有之。所以我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建议是：对中日历史问题，收起廉价的脏话，自己不懂就老老实实说不懂，闭嘴，才是最务实的做法。

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年前初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套八册那种三观轰然坍塌的感觉，还有蒋廷黻对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猛烈批评、还有“九一八事变”之前孙传芳对张学良的忠告，还有事变之前汪荣宝考察日本回到南京之后对王正廷的善意提醒，这些被历史淹没了的声音，都曾经让我有醍醐灌顶的启发、并使人唏嘘不已——他们虽人微言轻，但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对的。

随着自幼所受教育的坍塌，我萌发了对真相的巨大好奇心，我于是开始啃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这本书虽是日本人所写，但其行文之客观、资料之充足、态度之理性，令人不但大开眼界，而且也让人感叹两个民族的学者之间的素养，竟然有天壤之别。

继而啃重量级史料《大本营陆军部》，还有《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以及《大东亚战争全史》、《满洲事变》、《昭和之动乱》、《检证战争责任》、《对支回想录》等各种，十年以来，一啃就是数千万字，方得以彻底摆脱公家教育的束缚、成就今天的不惑之识。

我在此顺道忠告某些傲慢的世人：只有谦虚的人，方可攀登高山，而一览众山小；只有好学之人，方可恬然忽视两岸啼不住的猿声、乘轻舟过万重山，远离愚昧的庸人，拈花微笑。（文／冯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