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历史上的东真国

女真传说之东真国

东夏即大真国，朝鲜史书称东真国，是13世纪时蒲鲜万奴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国家。蒲鲜万奴原为金朝将领，他于1215年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国号东夏。势力最大时，西北至上京城（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西南至婆速路（辽宁丹东九连城），东南到曷懒路（朝鲜咸镜北道吉州）与恤品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双城子）。大真国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吉林延吉城子山）。1233年，蒙古窝阔台派皇子贵由灭之。

蒲鲜万奴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

1206年，蒲鲜万奴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蒲鲜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

1211年，蒲鲜万奴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

1213年，蒲鲜万奴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完颜永济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

1214年，蒲鲜万奴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耶律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完颜璟迁到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二次败于耶律留哥亦使蒲鲜万奴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1215年春，蒲鲜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耶律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 蒲鲜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耶律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蒲鲜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蒲鲜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

1215年十月，蒲鲜万奴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耶律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蒲鲜万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

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蒲鲜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蒲鲜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1218年12月以前，蒲鲜万奴主力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

1217年六、七月间，蒲鲜万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国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

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

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耶律留哥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

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

1224年，东夏与蒙古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

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

1233年2月，窝阔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一、皇子贵由

　　国王塔思

　　1、石抹查剌

　　2、石抹孛迭尔

　　兀良合台

　　二、诸王按赤台

　　移剌买奴（左翼军）

　　三、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

1233年9月，蒙古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政权仍存

过去都认为东夏随蒲鲜万奴的被擒而灭亡，但自1686年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1233年以后，至1294年，凡二十见。意蒲鲜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另外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

1234年2月，“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

1235年，蒙古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东夏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政务，而使用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反叛。

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

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据《高丽史》记载，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东夏兵马入境侵扰。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余骑。1258年，还出舟师围攻高城县的松岛。直至蒙古出面干预，才停止。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夏的控制。

1266年二月，曾设立过东京、开元、恤品、合懒、婆速等路宣抚司。

1283年五月，又增设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恤品、合懒两路是东夏的领地，海西当谓包括东夏在内，可见已一律与国内地区统治管辖。至1287年后，似不再有“东真”、“东夏”之名，想东夏藩国当撤于前。

作者阿苏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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